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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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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2-26 10:4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1]今年四月,时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即搁置历史问题争端,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及投资,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这两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对这场讨论,我本来无意介入,因为第一,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而且已经被不少作者说得很透彻了,没有赘述的必要。第二,马立诚一不懂日本、二不懂国际,忽然到日本走马观花了一圈回来就信口开河、天方夜谭一番,同这样的对手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白费工夫;时殷弘虽为学者,但其宏论中也充斥着国际政治里的常识性错误(例如想让自助的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国家"避免安全两难",就如同想让地球上的物体避免重力作用一样异想天开),难以与之进行专业水准的对话。后来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据《南方周末》记者苏亚菲今年6月的报道,"对目前掀起的'对日新思维'思潮,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专家"都认为"是一厢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现";而且"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此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意出面讨论此事。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争端中。"[3]

  然而这些天有两件事使我改变初衷。一是北京一份权威的国际问题报刊的编辑在发给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者的电邮中号召大家"多多参与"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这本是好事,可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因为"目前民众中对中日关系问题仍有不少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需要消除)。现在且不说他所指的民众情绪和态度是否真是"非理性",作为版面编辑和论坛主持出面下此结论似乎对这派意见有失公平。本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一家报纸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所以编辑或报纸有自己的倾向性也无可厚非。但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中,官方/主流媒体享有国家控制造成的垄断优势,这时媒体的倾向性就成问题了。因为第一,官方/主流媒体享有与国家/政府相联系的权威,这对相当一部分公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官方/主流媒体享有独占的发言权。这样一来,对其他不同意见来说就没有公平竞争可言了。事实上,现在亲日言论可以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反对意见只能在境外媒体或互联网上发布一事本身就是国内官方/主流媒体这种偏见的体现和后果。这件事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观点,为对公众负责起见应该让他们听到不同声音,以正视听。在此我愿呼吁我们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积极参与讨论,不要因洁身自好而置身事外,否则容易给公众和决策者造成没有不同意见的假象。否则,套用一句老话,舆论的阵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去占领,它们的对立面就会去占领。

  触动我的另一件事是上周起凤凰卫视播放了一部名为"万家诉讼"的系列记录片,再现了当年侵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中国平民横遭屠杀、虐待、强奸、苦役的惨状以及他们的正义和权利至今一直未能得到伸张的困境。血淋淋的事实重新激起我对已遇难和尚幸存的同胞以及对我们整个民族(自外者除外)的强烈责任感。特别是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二

  前面说过,"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包括最近一段时期一些日本问题专家也开始发言),没有重复的必要。在这里我只想把我见到的精辟言论作一简单综述,一来可以为没有时间广作涉猎的读者提供集中的资讯,二来也是作为研究常规的必备成分即文献回顾,以便确定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

  不管立场如何,争论各方对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症结在于历史问题(既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这一点均无异议。分歧在于,"对日新思维"论认为"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中日关系的障碍在于中国民间对日本"过于苛刻";而反对者却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从未干脆、彻底地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无保留地对中国人民道歉、忏悔,更谈不上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所以责任毫无疑问地在日本方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说:"我不同意马立诚所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我认为,首先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撇在一边不提。"[4]人民网特约评论员林治波指出,"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道歉和谢罪问题没有解决,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日本。""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多,因为许多阻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方,而在日方。"[5]

  "对日新思维"无视日本方面歪曲历史、逃避罪责的恶劣行经,却把恶化中日关系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和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头上这种倒打一耙、为虎作伥的作法,激起许多作者的愤慨和抗议。据苏亚菲报道,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认为"'对日新思维'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睹的"。[6]林治波也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他还一针见血地揭示,"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民族主义犹如洪水猛兽,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除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7]

  "对日新思维"出笼后,在数以千计的中文互联网论坛上立即成了过街老鼠,招来一片喊打声浪,"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在谈起马文和时文时,则是一脸的鄙夷不屑"。[8]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8年、曾在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日本政要一再参拜战犯的冯锦华说,"马和时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们没有资格谈论日本。"[9]"对日新思维"论者及其同类当然可以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贴上"愤青"、"爱国贼"等恶毒标签置之不理,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那些精通日本、深思熟虑的专家们是如何评价的吧。据刘小彪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转述中国日本学界一位元老、与一些日本政界显达私交颇深的老'日本通'的话说,马文和时文'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缺乏认识,只会信口开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蒋本人也评论说,"如果不具备准确认识日本这一前提条件,就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10]

  与多数中国人的反应绝然相反的是,"自马立诚、时殷弘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是发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篇文章的言论,宣扬'对日新思维'"。[11]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12]日本人为什么要如此青睐"对日新思维"呢?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道出其中奥妙:"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壮大其军事力量,达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中国是日美的一个潜在对手,而'对日新思维'轻易赞成日本的军事诉求,支持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正好掉进了日本的战略陷阱。" [13]

  "对日新思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金熙德的看法是,"对日新思维"的最大缺陷就是脱离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据金分析,如果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怀疑。"[14]中国旅美学者薛涌也认为,"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就是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国在国际上翻过脸。…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15]

  "对日新思维"助纣为虐、严重丧失民族立场的恶劣性质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林治波总结道,"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16]薛涌则表示,"笔者对这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机。"[17]曾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冯锦华大声疾呼:"忘记历史,就是背叛"![18]

  三

  上面的综述显示,近两个月来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判。然而我还想从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角度做些分析,权当补白。

  首先,是关于"非理性"问题。"对日新思维"及其支持者认为,追究日本的历史罪责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无谓之举,应当让位于着眼于现实战略利益的理性计算。更多的人在所谓"舆论精英"的误导下也相信中国民众对日本逃避战争罪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是"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须加克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在公共事务上任何感情或情绪的表露,诸如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喜笑怒骂、呐喊怒吼、慷慨激昂、血气方刚…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绪化",成了"非理性"的"偏激"和"盲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被社会推崇的对崇高和美好的热爱和追求、对罪恶和黑暗的愤恨和斗争,或已成为"幼稚"的笑柄,或已成为"狭隘"的缺失。流行的观点是,在对待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时,一切感情因素都应当被压抑、剔除,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为。在"新思潮"的引领和制度安排的制约下,"没脾气"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认同的"美德"和行为规范。

  其实,这纯粹是价值的迷失。"喜怒哀乐,人之情也",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体现。缺少了情感,人不成其为人,民族也不成其为民族。事实上,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说过,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9]正常人的情感及其宣泄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情感的背后是原则和理性,爱憎分明实际上就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的界定和取舍。可以说,爱憎分明是一切社会正义的起点,很难想象一个对罪恶无动于衷、对受害者冷漠无情的社会会有任何正义可言。

  有人说,"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贤教诲的复苏。可是,提倡中庸之道的孔老夫子不是也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吗?又有人说,让人打了左脸再打右脸的宽容和"大国风度"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引进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然而这也是那些食洋不化、对西方只知其一的"自由派"文人的杜撰。只要看看被他们奉为圭臬的美国在9?11之后如何对被怀疑为元凶的组织和个人务必赶尽杀绝而后快的例子,就知道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人所相信的,不是"姑息养奸"而是"除恶务尽"。事实上,对罪恶、特别是对侵犯自己家人和同胞的犯罪是否怀有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一直是美国人判断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准。在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次辩论中,反对死刑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就是因为在回答"假如你的妻子被强奸杀害,你是否还会反对将罪犯处死?"的假设问题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义愤而遭受舆论的严厉抨击,终因其"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而付出了支持率大幅下降的沉重代价。[20]

  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网上有人提出请马、时等对日新思维论者公开回答诸如"假如被日军掳去天天遭兽兵轮奸的是你的母亲妻女,假如先被日军强迫感染烈性传染病而后又被当成实验动物遭受活体解剖的是你的父兄子弟,假如…,你还会心平气和地主张'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吗?" 之类的问题。提问者的用意是想把对日新思维论者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回答"不会",那么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他们就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他们回答"会",那就会因怯懦、背叛和出卖在国人面前身败名裂。然而提问者们过于乐观了—他们高估了这一诘难的杀伤力而低估了"恕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在美国形同政治自杀的回答在中国反倒可能给逆来顺受者带来"忍辱负重"、"理性宽容"、"顾全大局"的美名,足见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所以,"对日新思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只在个别人的思想和人格,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特质以及整个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性。

  中国这个民族真是太古老了,老得已经丧失了激情、不见了脾气—这在许多国人看来是"理性"修炼臻于成熟的完美境界。多少年来道统的束缚、说教的误导加上社会规范的压铸,使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缺少慷慨悲歌的英雄和抚尸号哭的勇士"(鲁迅语),到如今更有太多的国人变成了失去情感能力的阉人、惟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和逆来顺受的懦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已不知愤怒为何物;而一个不知愤怒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人得而欺之而不必顾虑后果的民族。两年前林治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写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那篇文章又是受台湾作家龙应台同名文章的启发而成,说明这个问题超越了时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痼疾。

  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一个没有血性和豪气的民族、一个不敢愤怒和斗争的民族,不管它变得多么富有,也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弱者,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如果情感是理性的道义原则的强烈表现,那么在压抑情感的主张背后也自有一套哲理。不许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罪行及其逃避罪责的新罪行表示愤慨的"对日新思维",就代表了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而且至今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间很有市场的处世哲学,那就是: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可悲的是,正是这一以"忍让"为核心的行为准则,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这一处境的根源还浑然不知,甚至以为是忍让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开拓忍让的"新思维"。

  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一点都不夸张。环顾全球,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国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残戕害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官员(如海关、移民、警察等部门)刁难骚扰的主要受害者,而且还是服务业(如航空公司、旅馆饭店等)肆无忌惮加以歧视的对象。中国渔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国领海内都常遭邻国海军的缉捕羁押甚至杀害,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则屡屡成为大规模排外种族暴行的牺牲。不错,各国犯罪和歧视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但如此集中而且频繁地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就不是偶然的了。况且中国人受欺负还有两个特点堪称举世无双:一是大国受小国欺负,如在南海欺负中国渔民的都是周边的小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大国欺负小国原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但常受大国如美国的打压,还不断遭受象菲律宾这等小国的欺侮,而且还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谓世界一绝。二是在本国土地上受外国人欺负,见诸于媒体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有关外国流氓公然在中国大街上侮辱妇女、行凶打人(甚至在派出所里还敢打警察)却总能逍遥法外的报道。中国人在外国是少数,所以受欺负;中国人在中国是绝对多数,也还照样受欺负。这样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中国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竟遭此厄运?答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而是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结果就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

  数年前,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调查的结果却发现,这批罪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特别简单,那就是: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乖乖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不用说出庭作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为害。据报载,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

  没有后果!这就是全部答案!没有后果就意味着歹徒和罪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鼓励犯罪呢?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须让侵犯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当这代价大到超过了侵犯者从侵犯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时,才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动机。这一简单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则,连许多低等动物都本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对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工蜂蜇刺后即亡)。对于每个工蜂而言,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但对于整个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这一物种的延续,却体现出自保的最高理性。

  在人类社会中,特别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生物界的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者借来作为抵御强大者的威慑武器。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强敌英国,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死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十三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如今时过境迁,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可害怕了,可是这一图案却成了流行的招贴画,因为它表达了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价值观。二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之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有效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阵来。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让侵害者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责任。然而这正是"对日新思维" 论者竭力反对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恐怕同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这样的思想家、战略家不无关系。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效法成功民族的榜样。

  这个榜样不是别人,就是与中华民族同为二战中受害最烈者的犹太民族。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中国人满意?许多中国人都举出德国作为真诚悔罪的例子。但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真诚悔罪并非全出自自发,而主要是通过全世界犹太人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争来的。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人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都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其效果则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却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著称,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威力之大。直到今天,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而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人流泪,他们还在把漏网逃亡的纳粹罪犯捉拿归案、交付审判,他们还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控告德国政府或公司以获得巨额赔款。他们从未厌倦过,也从不敢懈怠,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关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所作为当使每一个中国人汗颜。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约3,500万,是犹太人被害人数约600万的六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百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从未象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曝露于世人面前,以致世界上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一代,对此都不甚了了。随着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逝去,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将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指望日人认罪、服罪?因此,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会说,日本侵华罪行是个老伤疤了,何苦再去揭它?这个比方打得好。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伤口从未得到有效清理,所以尽管老伤疤的表面可能已经结痂,但里面却还在发炎化脓。这样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愈合。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清创,也就是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迫使日本认罪服罪、道歉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彻底清算而不是"新思维"所主张的绥靖退让,才是真正从根本上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才是真正从长远出发,着眼于未来的明智之举。

  可以肯定,那些貌似公允、假装崇高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来攻击被他们冠以"狭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些"理想主义"的"世界公民"们对中国人中本来就很微弱的民族主义的无情围剿。现在该是为民族主义正名的时候了。其实说白了,民族主义无非两层含义,一是民族认同,例如中国人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不是想当"一夜美国人"—或日本人;一是爱我同胞,而不是对内狠对外亲。从民族主义的本义中是绝对推不出那些强加于它的罪名的,如"排外"、"仇外"、"闭关自守"或"扩张侵略"等等。用极端民族主义的罪恶来抹黑民族主义是拙劣而又幼稚的偷换概念把戏:世界上有什么好事的前面加上"极端"二字能不变坏的呢?

  五

  时殷弘的"外交革命"主张,"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即 "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中国必须"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日外交就"必须由过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问题,转到以战略为中心上来。"[21] 换言之,应当以纯粹的利益计算取代原则和情感作为战略筹划的依据。如是,时先生的战略筹划肯定是沉着冷静、深谋远虑、利析秋毫了。可是,果真如此吗?

  时文为对日外交开出的战略处方主张中国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本做出五点让步,并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22]其实大谬不然。

  时文主张的五条让步措施中,除第一条是有关搁置历史问题已在前文予以批判外,其余四条或是有助于加强日本的经济实力,或是有助于提高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 照此办理,则中国的战略地位将遭严重削弱,中国的根本利益将受极大的损伤。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其一,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 实力地位(即实力对比)和政治权力都是相对的概念,一国地位和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另一国地位和权利的相对下降,就是说,地位和权力的消长只能是零和游戏而不可能出现双赢局面。对天然处于竞争性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中、日两国而言,就尤其如此。中日两国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已经在初露端倪的对东亚政治经济主导权的角逐中显现。时文的主张将全面加强日本而削弱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这将是日本全赢中国全输的结局,哪里谈得到什么"双赢"?中国有一万条理由不希望见到这一局面的出现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促成它。

  时文倒是为此找到了一条理由:即然"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23]那就不如主动送上门去。这又是无稽之谈。日本的经济复苏是人家的内部事务,中国原没有阻挡的理由,但更没有理由去做"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事。不加阻挡与主动帮助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也应该是常识。至于在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上,中国就更没有理由拱手相让了。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受到限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定安排,兹事体大,不是日本一家可以随意突破的。军事方面,日本固然可以一意孤行地重新武装、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但那将使之在国际上完全失去合法性,是日本不愿看到的局面。这可以由日本近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小步推进而没有卤莽行事的事实得到佐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举足轻重;没有中国的首肯,日本不可能获得正常军事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在让日本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在东亚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上,中国更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怎么能说中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在中国还握有影响甚至左右局势发展的权力的情况下单方面、无条件地主动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听任甚至帮助一个历史上劣迹斑斑而不知悔改的近邻东山再起,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态势和政治地位造成严重后果。日本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人员素质方面都遥遥领先中国,一旦任其放手发展,中国将很快面对一支至少在质量上居于优势的庞大军事力量。而中国在联合国和东亚的本来就有限的政治影响,都将由于日本新获得的地位和可能性极大的日美联手制约而遭到极大的削弱。

  其二,时文主张的五条让步措施将导致损害的另一中国根本利益或将导致中国付出的另一巨大代价是中国的国家威望。如果中国果真按照时殷宏的主张去做,即不仅把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轻易地一笔勾销,而且还向不肯认罪的夙敌主动送上一顿丰盛的战略大餐,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但将背负怯懦无用的恶名,而且还会因战略失算的愚蠢而遭世人蔑视。薛涌说得好,"中国人一天不懂得捍卫死去的同胞,中国就一天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24]国将不国,何谈威望?毋庸讳言,中国和中国人目前在世界上处境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望和声誉的缺损引起的。我们实在经不起再作践自己了。

  国家威望(prestige)或国家名声(reputation)是指一个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关于该国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的印象;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正是根据这一印象来回归该国的行为公式并籍此预测其未来行为,特别是在战略搏弈中以此作为预期和反应的依据。例如对素无捍卫民族利益斗志的国家采取予取予求、得寸进尺的威吓策略,而对素有"寸土必争"、"以眼还眼"的强硬名声的国家则采取"莫惹睡狗"、息事宁人的安抚策略。一个有着高度威望的国家往往很少被卷入国际争端,即使卷入后也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迫使对方就范。国家威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对国家命运有极大的影响,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无形资产,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战略无形资产。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此早有精辟论述。E. H. 卡尔说过,国家威望"极其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力量得到承认,一般来说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而不必使用力量。"吉尔平则说,"威望,而不是实力,才是国际关系的通货"(先有现实主义箴言称"实力是国际关系的通货")。这话的意思是,正是因为在国际争端中的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桌上的僵局最终会在战场上解决(基辛格语),所以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很少需要真的动用武力,甚至连公开威胁使用武力都不太用得着。[25]可见,一个国家的名声或威望是可以用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是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核心国家利益。正因如此,托马斯. 谢林才会断言"声誉(即名声,下同—笔者注)是值得国家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而赫曼. 卡恩则告诉人们,"美国时常表现出不惜诉诸有限战争,以此来赢得坚定的声誉,以提高自身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26]

  其他大国是为了名声或威望不惜一战,时殷宏的主张却会让中国自毁名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与"冷静、求实" 和 "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

  当然,平心而论,时文提出的五条中,除第一条(即搁置历史或更准确地说是出卖历史)不容讨论外(任何人都无权出卖3,500万伤亡同胞和仍在为讨还公道而斗争的幸存者),其他诸条在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提下都是可以谈判的。国际政治,如同一切政治一样,是一个"给予"和"取得"(give and take)的过程。关键在于有回报才值得付出。根据时氏"外交革命"的设计,中国将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除了希望能籍此取悦日本民心以"实现中日接近",并因此"显著改善""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 一相情愿外,居然没有向日本方面要求任何具体承诺。这种把本国所有外交资源和盘托出、拱手相让却不要求任何回报的做法,在正常人看来实在匪夷所思,其离谱的程度,连时本人也承认会"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27]查遍古今中外的外交史,这种稳赔不赚的赔本买卖绝无仅有。大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时殷弘的"外交革命"才能称得上"革命"。

注释:

  [1]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2] 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3] 孙亚菲: "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

  [4] 刘小彪"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学者的观察与民间的忧思",人民网转自《外滩画报》, 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3/2015200.html

  [5] 林治波 :"'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士柏咨询网转自人民网,http://www.pen123.net.cn

  [6] 同注3。

  [7] 同注5。

  [8] 同注4。

  [9] 同注4。

  10] 同注4。

  [11] 孙亚菲引长期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语,出处同注3。

  [12] 同注3。

  [13] 同注11。

  [14] 同注3。

  [15] 薛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论亲日外交", 士柏咨询网http://www.pen123.net.cn

  [16] 同注5。

  [17] 同注15。

  [18] 同注4。

  [19]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827页

  [20] 当时美国一家主要媒体的评论写道,杜卡基斯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神态竟然象在回答关于国际海洋法的问题一样毫无表情!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对捍卫家庭以至国家缺乏激情的人是不够格的男人,绝不能把国家交给这样的人去领导。

  [21] 同注2及注3。

  [22] 同注2。

  [23] 同注2。

  [24] 同注15。

  [25] 引语均出于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

  [26] 转引自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27] 同注2。

  (本文经删节后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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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12-26 10:48 | 只看该作者

Re: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

建构国家主权原则:一种文化路径的分析


  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权问题的分析大多限于国家主权概念的历史、归属、性质、限制以及与人权的关系等方面,目前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传统的主权观念应予以灵活的变化。而系统地从学理,尤其是从一种形而上哲学维度阐述主权问题,却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基本假设:应反观已有之分析,用一种全新角度去剖析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主权问题——国家主权是一种规范,一种文化,继而提出建构国家主权的观点。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学界对伊拉克战争的分析也层出不穷,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提出各自学科视角的详尽剖析。或许是由于国内对于国家主权的研究已经非常之多,或许由于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政治意识形态性,国内学者对伊拉克战争与国家主权及原则——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的分析却寥寥无几。针对这种学界对主权分析的贫乏状况,本文试图揭示这场所谓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及其启示。

  一、 问题的提出:建构i国家主权

  1.国家主权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拥有独立和完整的国家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存在于国际体系当中的重要标志。国家主权原则其产生之定义与内容,已与今日大大不同。主权的观念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而形成的。法国古典法学家博丹首先提出了系统的主权理论,他把主权定义为"超呼吁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ii随后,格劳秀斯丰富了主权的对外独立的性质,于是主权具有了对内和对外的双重职能,即对内主权,一国享有对内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利;对外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平等权,具有排他性。博丹以及后来学者对主权观念的修订所建立起来的主权学说适应了近代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发展,随后国家主权观念经三十年战争,及后来的二战等国际重大事件,被确奉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

  国家主权理论从16世纪提出到现在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这一理念在近代国际社会被奉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国家主权这一观念,维护国家主权的理论与反国家主权的理论之间的斗争一直贯穿于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进程中。iii

  直至发展至今日,国家主权原则已被《联合国宪章》等其他一系列国际法文献公认为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主权原则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各种否定主权的学说和理论也忽嚣甚上。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社会中否定和弱化国家主权的理论出现了集中典型的流派,如经济制约论,强调全球化贬低国家主权;道德制约论,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制度制约论:"国际机制理论";生存制约说,主张人类安全等;行为制约说,即"新干涉主义"思潮等。iv而在国际场合支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理论最为坚决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各种否定国家主权的理论,发展中国家最为感到担忧,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深受丧失国家主权的痛苦,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态度也最为坚决。20世纪6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主要争取的是政治独立的主权,而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争取经济主权的阶段。关于主权概念的争论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v。

  进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国家主权所受到的制约。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已面临一种困境。其制约因素本文认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即指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最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兴起,所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制约。其二,全球问题的兴起,如跨国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更多的是环境政治的兴起,单个国家的力量的单薄和共同利益的增多,跨国界的合作成为必需,这导致了传统意义上国内事物的国际化。其三,国际组织大量兴起及其功能与作用的增强。国际组织是因主权国家为解决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设立的一个提供"公共交流的平台",这种由国家契约而成的组织其行为对成员国的主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vi其四,国际体系中大国意志和强权政治因素。国际社会民主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但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世界,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体系内的主导国的个体行为和其主导的国际组织行为对国家主权原则形成了重大挑战。Vii

  2.作为一种国际规范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在于国际关系一些新的经验事实导致了单位国家和国际体系主权观的变化。从价值观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国家主权原则是一种国际规范、国际制度。规范是指约定成俗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国际规范即指在国际社会层面适用的这种标准。

  哲学中的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事物在一定的时空中的状态,这些状态构成了各种不同的事实。viii事实具有两种基本的形态,即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逻辑原子主义的世界观不仅在现实世界中有效,而且在逻辑客观世界中同样适用。这实际上涉及到内容与形式,以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思辨关系问题。对于国际关系核心概念国家主权,从认识论角度我们认为其基本的事实形态有客观实在的主权,还有主体的观念主权(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由客观主权和主观主权在人类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运动所形成的轨迹,则构成我们现在普遍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下面将对此予以细说。

  国家主权原则是什么?传统上我们把国家主权具体物质化为领土、人口、行政之领导权之独立等,有国内和国际以及政治安全、经济与思想文化等领域之分。确实如此,但国家主权有物质事实与观念事实之分。一个正常国家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完全、独立行使其主权,这种主权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主权平等原则是如何形成以及国家在实践中如何把握?笔者认为,与其视主权、主权原则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毋宁说它们是一种共有观念,是各单位国家之间和国家与体系之间主权观念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在"痛苦的妥协与斗争中达成一致"的为各方所承认和遵守的国际规范。当然,体系层面的主权原则与各国的主权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主权观念存在较大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上无法弥和之时,往往最后诉诸武力解决。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认为政权的合法性,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自愿认同、服从和拥护,历史上政权获得合法性的手段主要为两种,一为强制手段,一为意识形态的灌输。而现代民主社会中合法性的路径为传统形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形权威的结合。基于一种中性的合法性标准,笔者认为前萨达姆政权是合法的,尽管其是邪恶的。美国否定这种合法性,将其视为"邪恶国家",观念上的分歧在政治谈判及斡旋中无法解决时,最终诉诸军事武力——伊拉克战争。

  二、建构主权的实践:从伊拉克战争看当代国家主权问题

  在上文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追述和分析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国家主权的层次性问题。国家主权既然是一种国际规范,而规范的形成在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因而,对涉及国家主权的各行为主体进行层次分析尤为重要。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国际社会中几个关键主体的"主权观"。

  主权问题分析的主要自变量总体上为两个:单位(units)和体系(system)ix。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单位可以细化为几个小变量,即有体系内的主导国或霸权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国),有作为主权问题的主体单位(在伊拉克战争为前萨达姆政权)。因而,从变量关系来说,自变量为三个:体系(国际社会),体系内主导国/霸权国(美国),单位(前萨达姆政权),因变量为国家主权概念及原则的变化。

  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的伊拉克国家的主权是什么?是其自己认为的所应拥有的主权,还是美国确认的其所有的主权,还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国家实体应拥有的主权的认识的认可?笔者认为,作为客观实在的伊拉克独立国家的主权最后是以一种共有的主权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经验中主权观念的增多则会影响理论层面主权原则的形成和变化发展。当然,在目前的实践中,这种共同的认识还没有达成,即美国、前萨达姆政权以及国际社会(包括其他主要大国)对伊拉克国家的主权地位,实体地位还没有达成共识。共有观念与文化的缺乏,这是美国对伊动武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当代主权问题根源于体系与单位之间的结构紧张,体系是国际法层面对主权的规定,但由于体系内主导国/霸权国的"人为"因素(美国的因素),致使主权问题上霸权主义的产生。由此可见,在体系和单位层次上,都存在着对主权的不同观念。普遍的一种倾向是,体系以及体系中的主导国往往强调对单位行为主体(如前萨达姆政权等)的制约,而对于单位国家(如前萨达姆政权)则强调的是其主权的自我实践能力。如此,在两个层次,三个主体之间的观念规定性的矛盾与结构紧张,是当代主权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过,单位国家内部的一些分离主义势力的主权诉求(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不属于我们于此讨论的变量关系之列。

  学界对已经被推翻的萨达姆政权的合法性仍有争议,事实上,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不能仅仅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加以衡量。如前所述,笔者认同萨达姆政权具有合法性,而这又直接决定其具有伊拉克民族国家的"主权者"的身份。当然,我们应从舆论、道德、政治上谴责其统治的残暴,专制等。承认其合法性并不等于承认其实践行为。萨达姆统治的邪恶直接影响着其国内和国际主权观:政治专制、残暴,经济上敛财搜刮,思想上进行的神化统治,对外穷兵黩武、侵略别国等。这客观上与当今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潮流不相吻合。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重要理由是萨达姆政权藏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应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主权旗号,对南联盟的事物进行干预。美国的主权观在其对外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伊拉克战争中的"先发制人"战略和按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经济模式改造别国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种"强权"主权观。体系层次上的主权观,主要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政治组织对于国家主权原则的认同,同时也包括主要的地区大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观点:原则上对主权平等的认同和实践中以体系为出发点而客观上往往制约国家主权。应该说,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联合国宪章》及战后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得以在国际社会确立。这一方面赋予了国家对外主权平等的地位,但现实中,国际体系往往对个体国家的主权实践能力给予了更多的制约。从联合国在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的制裁来看,伊拉克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所应有的主权能力。而体系和体系内的主导国和大国因素使得这种限制往往具有"个人色彩"。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和行为往往是出于其自身国际利益考虑的,而不是维持体系的"尊严"的使者。这一系列的变量关系和结构的互动中,各自主权观念的"交锋"通常以政治或军事方式表现出来,观念上的分歧在政治手段难以解决时,军事手段就会出现。美国与伊拉克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在联合国框架和双边和多边协调中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作为直接解决手段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三、主权的建构如何成为可能:机制分析

  在上文以伊拉克战争为列对主权的互动建构做实证的分析之后,接下来将对主权的建构进行简要的理论上的总结。建构国家主权观的提出,主要得益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理论精神指导,以及国内主权层次理论的提出。从理论上对如何建构主权的机制分析,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分析:作为共有观念的主权原则是如何确立,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展?

  主权国家不是代表一种绝对的逻辑,而是一种历史的逻辑x。理解主权原则概念需要历史的眼光,同理,主权的建构也是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得以完成。如果用一种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国家主权,只会导致主权原则的僵化和教条。16世纪主权原则的产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条件,随后格劳秀斯、霍布斯、卢梭等等对主权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和完善xi。当时欧洲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则历经一个从肯定到否定,至后来的肯定与否定相交的过程。国家主权原则从一种学说,单一国家的主张,区域性的观念逐渐上升至一种国际规范和制度,这中间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当时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位国家与体系之间观念的交融与相互认可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有霸权国家的兴起和重大国际事件的推动。具体体现在三十年战争、二战等系列重大国际实践以及其后几个里程碑性质的国际会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与规范的达成,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联合国宪章》,《维也纳外交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

  2.认识论分析:作为客观实在的主权和作为主观认识的主权。

  认识论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体的问题。主权是国家的属性,它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只是主体在对主权的认识中,形成各自的差别,这种差别正是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不同的主权观。而国际层面不同的主权观之间不断的相互解读、修正以至最后形成一种共有观念的主权观,即国家主权原则。事物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又是带有主观倾向性。根据哲学家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主权原则相应的三个世界为:第一物理世界为主权具体物质化的人口,地理等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统治权,以及对外属性的主权;第二主观心理世界为个体、单位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对国家主权的思维和认识,具有主观思维特性;第三客观知识世界为主权原则客观知识,第三世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这也是我们确认一种普遍的、存在于国际社会的主权原则的存在。三个世界中,物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具有客观性,只有第二思维世界是主观的,因而,不同的主权观也由此而生。

  3.结构主义分析: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个体的制约性,即体系对单位的制约;而体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国家则对整个体系的结构具有"导向"作用。

  整个国际体系是一个大的结构系统,作为单位国家的行为和观念必然要受体系的制约,这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单位国家的主权观则受到整个体系的主权观的制约和影响。而体系内的主导国或霸权国则利用其在体系内的超强特殊地位,在与体系层面的规范与观念互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其约束,而另一方面却能以其自身的观念试图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观念进行"灌输"和引导。这就是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的国际体系中文化负载者(关键大国)在规范的形成扩展中的作用。所以,建构主义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强调大国对外政策的"行为选择"和"道义责任"。xii当然,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体系的主导国与霸权国在与其他单位国家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经常可以看见强权和霸权的因素。

  不同层次、不同行为体之间不同的观念互动要达成一种共有的观念,一般来说要有一个关键国家,两种可选路径:首先,不同的行为体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包括经过相互斗争而最后妥协),具有特殊的关系(如联盟、附属国、地域邻国等),其次,体系中霸权国运用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以外力的形式胁迫其余的行为主体,最终形成一种共有的观念。这两种形式或许相互交织,难以分开。

  四、结语

  国家主权原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而它也是变化发展的,其根源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单位国家、国际体系的主权观的变化发展。建构主权理论基于一种文化与规范的路径,着重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以及国际体系之间的主权观的相互解读与互动,形成一种共有的主权观或主权原则。

  综观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更多的是在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单位国家的一种"护身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主权的让渡已不是一个质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即不是能不能让渡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的程度上让渡,应如何把握这个关节点的问题。在国际体系中霸权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年代,这对于一些弱势国家变得尤为重要。基于本文的论述重点,对于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主权问题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规范、价值对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对国家身份的建构作用,从而把国际组织视为价值和规范的载体xiii。因而,可以肯定,国际组织之所以对其成员的国家主权造成制约,正是因为国际组织是其成员的主权观所建构而成的共有的主权观念的集合体。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

  2.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英] 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4.[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集团,2000年版。

  5.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6.陈玉刚,俞正梁:《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欧洲》,2001年第3期。

  7.Gail W. Lapidus, Contested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Summer 1998), pp5-49.

注释:

  i "建构"一词取之于当代西方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它对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或问题给予了重新审视,认为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不是传统所认为的由国内政治、经济所决定的(个体主义方法),而着重强调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之间的互动而产生一种共有观念(shared opinion),观念决定认识,国家因此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是什么。

  ii [法] 布丹:《国家论六卷》(英文版),纽约,1955年,第十卷,第8章;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iii 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国家主权的相关论述;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武汉: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4页。

  iv 具体参见: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武汉: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83-104页对以上几种理论作了详细的分析。

  v 钱文荣:《联合国宪章与国家主权问题》,载袁士槟、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4页。

  vi 关于主权的挑战因素是很多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如民族主义的兴起,东欧和苏联的巨变造成国家的分裂等,请参阅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在上文中,作者举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前南斯拉夫分裂时的行为说明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撞",见第114—116页。联合国几任秘书长入德奎利亚尔、加利和安南都发表过一些关于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干涉行动的言论,他们认为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绝对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在人权与主权方面,国际组织(联合国)有权对某些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干涉,而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在此并不能成为这些国家免受国际干预和制裁的护身符。参见杨泽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5—146页。

  vii 制约国家主权的因素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等等。

  viii 江怡:《维特根斯坦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70页。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在主客观、主客体分析时具有很大的效用,尽管后期他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发展。

  ix 陈玉刚、俞正梁的主权层次理论对笔者启发很大。见陈玉刚、俞正梁:《国际主权的层次分析》,《欧洲》,2001年第3期,第36-43页。

  x Harold Laski, A Grammar of Politics(5th edn),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 p.48. 转引自:[澳] 约瑟夫?A. 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李东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xi 布丹提出的是君主主权,霍布斯提出的是契约君主主权,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黑格尔提出的国家人格君主主权等。

  xii [美] 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序言,第42页;杨广、尹继武:《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建构主义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10页。

  xiii 杨广、尹继武:《国际组织概念分析》,《国际论坛》,2003年第3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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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12-26 10:53 | 只看该作者

Re: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马立诚


  2002年1月,我启程访问日本。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不过,一件刚刚发生的事让人心里感到更加寒冷,这就是赵薇事件。

  名演员赵薇出于商业目的,穿了一件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时装。我看过杂志上转发的赵薇穿这件衣服的照片,也许照片比较模糊,如果不是旁文注明" 类似日本军旗",我还看不出衣服的玄妙。赵薇穿衣的结果是遭到全国声讨。声讨者不管赵薇是否知情,不管她穿这套服装干什么,也不顾及她个人权利和声誉,就在媒体和网上诅咒她" 是汉奸卖国贼小日本的艺妓"、" 应该强奸应该挖祖坟"等等。还有人把她的头和别人的身子拼接在一起,制造出一幅赵薇的全裸图片,在网上大肆传播。事情甚至发展到有人在公众场合把她推倒在地,向她身上泼粪水的地步。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泼粪者吴某说:得知赵薇2001年12月28日要到长沙演出,我就买了一张票,带着装满粪水的矿泉水瓶子," 我是从赵薇背后上台的,上台后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然后泼粪。"

  在全国性大批判大诅咒以及非法使用肖像、侵犯身体的压力之下,赵薇不得不向全国道歉。赵薇穿什么衣服,是她自己的权利。别人当然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尖锐批评,促进当事人反思。但也仅此而已。像这样狂热的全国性诅咒谩骂侵犯肖像权并辅之以违法动作,就滑到了侮辱人格和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歧途,实在不能称之为健康行为。更有甚者,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这个姓吴的31岁的泼粪者至今仍在蒙昧中而不自知,他说:"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

  什么时候国人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甘地说:"人作为动物是残暴的,而作为精神存在是非暴力的,他一旦在精神上觉醒就不能够再使用暴力。"诚哉斯言。他又说:" 非暴力行为的第一个原则是不参与任何羞辱人的事情。" [1]

  令人痛心的是,吴某泼粪之后,大量媒体起来造势,竟说吴某的行为表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并发起筹资活动,为满足吴某上大学的渴望筹款。近年来,一些打着" 爱国"旗号的非理性盲动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与部分媒体缺乏社会公义、不负责任的煽动密切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曾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其中一条就是在" 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泯灭人类共同价值,任意侵犯和剥夺公民权利,煽动攻击性,把敌意和虐待施加到对象身上,藉以发泄心中各种积郁。上述行为有没有这方面的特点?在最近的历史中,1967年8月22日北京发生的一些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闹剧,就是类似的"爱国"冲动。此类行为,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群氓行径。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

  面对如此狂热汹涌的民间潮流,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话:" 中日两国官员频频举杯以示友好,那都是假的。"此话不免偏激,但仍然值得深思。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就相关问题进行反思,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1月15日下午3点,从首都机场起飞,天朗气清。两个多小时之后抵达日本上空,从机翼望下去,淡淡暮霭中,一长条山脉起伏的岛屿出现在大海里,感觉日本真小。后来这个感觉又重温了一次。

  那是1月24日我结束对冲绳的访问返回日本本土。下午3点,飞机从冲绳县那霸市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一个多小时,飞机从日本最南端鹿儿岛进入日本本土。向下一望,是浮在大海中一长条暗紫色的山峦。再往前飞,山脚与大海之间一片狭仄的平地上许多积木似的建筑,那就是大坂了。

  以中国为参照系来看,日本的确狭小;而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就是大国了。日本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比我国黑龙江省还小8万平方公里。日本1.2亿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我国,负担极为沉重。日本国土60%为山地,能源极度贫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灾害频仍。在世界上,比日本条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贫穷,我们见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没有沦于贫困,还能取得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

  但是,随着1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将要超过日本,已是国际上普遍的预期。

  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说明文字是:" 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的未来。"这期刊物发表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文章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是战后最高,过去日本人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有420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外汇储备。

  光看这几行文字,感觉日本已经垮了。其实不然,日本的实力众所周知。2000年日本人均GDP为35567美元,居世界之首;日本拥有世界一流制造技术,科研投入也是世界第一;日本对外收支顺差世界第一,外汇储备3616亿美元,亦为世界第一。

  日本《21世纪》月刊2002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这话比较接近实际。

  同行的翻译松井美穗小姐某天穿一件白色细长横格羊绒毛衣,非常漂亮。日本服装制作精美是有名的,我问她哪里买的,准备按图索骥买一件,回答令我吃一惊。她说:" 在北京燕莎商城买的,燕莎二层羊绒毛衣种类很多。"在东京银座最有名的三越百货商场,许多羊绒毛衣和服装都来自中国进口。东京人开玩笑说,这里也像美国一样,到处都是中国造。也许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小写照。今年中日两国年贸易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产品正大面积覆盖日本。

  松井美穗说,经济衰退对日本人生活有影响。现在大家花钱都有计划,下馆子、买时装缩手缩脚,超市地下一层的半成品食品大受欢迎。

  又一位朋友告诉我,以前日本有一个神话,房产总会上升,买房子就会保值升值。现在不行了。房产价格跌了下来,对日本人的信心打击很大。

  由于长期经济衰退,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1月16日下午,细雨如丝,我到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游览,最有兴趣的是内山书店。这个书店在中国读书界颇有名气。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与鲁迅的交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再版了内山完造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着作《中国人的生活》。东京内山书店还保持这一传统,专门销售关于中国的书。有从大陆、香港、台湾进口的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名着如《诗经》、《红楼梦》、《鲁迅选集》、《燕山夜话》等,有时下一些中国作者写的书,也有日本人及他国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和凌志军合着的《交锋》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翻译出版之后也在这里销售,每本定价3600日元还要加税,着实不菲。内山书店不大,营业面积约20多平方米,书架排得密密麻麻,间距仅容一人站立。

  赴日之前就听说日本出版了不少谈论中国威胁的书。走进内山书店,果然在书架上看到宫崎正弘着的《人民币VS日元──中国经济的威胁》,国分良成着的《中国全球化摇动世界》,中岭雄着的《中国是威胁吗──日中友好是幻想》,天儿慧着的《中国是威胁吗?》以及《中国的威压和日本的卑屈》、《中国加入WTO对周边国家的冲击》等着作。后两本我忘了作者名字。略略翻翻书里的章节目录,觉得有些夸张。不禁想起有人说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过于敏感,这既是促进创新的动力之一,有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朝日新闻》的同行对我说:"10年来,日本经济萧条,相反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过去日本与中国打交道有优越感,现在不是那样了。中国发展太快,日本人不存在优越感了。"

  还有一位日本友人告诉我:"与13亿人口的国家做邻居,压力大极了。好像自己家有一个儿子而邻居家有13个儿子,有点害怕。"

  近代以来,日本始终走在中国前面,只有美国始终领先于日本。因此日本人对美国一直很佩服,而看不起中国。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将要超过日本的前景,日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

  但在国内却有相反舆论。回到北京之后的2月13日,我在某网站读到一篇署名高兴兴的文章,说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

  该文说日本能够在一个月内生产出各种核武器,一年内可生产2万枚中程导弹,40万到60万辆先进坦克及20万架飞机。日本生产的FSX战机性能超过美国F 15和F 16三倍。日本的侦察卫星具全天候侦察能力,能在夜间拍摄跟踪小于1米的目标。经过动员,日军可达500万人,10天之内横扫东亚和南亚。

  这种评估不免过于夸张。世界上不少国家研究日本军事力量,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作者描述细节如此确切,不知根据是什么,但从文章中可以感到作者对日本的恐惧。

  事情并不像高兴兴说的这样简单。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我在日本曾拜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他说:日共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执政党。他告诉我,近来日共影响扩大,国会中已有40多名日共议员,日共已在全国105个行政区执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今天虽然存在腐败等种种问题,但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则是现实。众所周知,自民党内部存在着观点对立的派系,斗争激烈;自民党外部的制约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社民党(前社会党),以及力量大得多的民主党(大约有160位国会议员)等各党派。民主党政调会长、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主席冈田克也对我说:" 民主党的目标就是要把执政的自民党拉下来。"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10天之内横扫东亚及东南亚"云云,只是想像而已。更何况,当前国际情势与二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在《南方周末》报2002年3月28日发表文章说,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结果血本无归。二战之后日本放弃武力方式,以协作求生存,结果繁荣昌盛,不用进行领土扩张也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日本主流社会是深有体会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控制已经变为现实。人口无限增长与生存空间有限这一困扰日本千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协作精神正在占据世界主导地位,防止武力冲突根本出路也在于建立和健全协作体系。从历史来看,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这才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

  更为离谱的是,高兴兴的文章竟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普遍渴求" 军事强国"。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在日本拜访各界人士,提到战争,大家都很厌恶。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我在日本农村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沿着柏油马路开到田边,停车之后打开后备厢,穿好胶靴下田,过一会儿回来把胶靴放到后备厢开车回家。乡村中放眼尽是现代化建筑,购物中心、俱乐部、咖啡馆应有尽有,一家一栋别墅式建筑,可以停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高兴兴根据自造的奇怪逻辑,批判中国政府所说的"日本人民也是二战受害者"的观点,嘲讽中国政府的话是"自欺欺人之谈",还耸人听闻地说:"日本普通民众利用观光旅游来中国搜集情报。"逻辑发展至此,作者露出战争歇斯底里。他提出中国现在就应该做好" 打击敌对国民众"的准备。这些意见显系不负责任的煽动。

  2002年2月9日,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这是明智而且高瞻远瞩的见解。

  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是不能不加以辩明的大问题。24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面临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而且非常棘手。如缺乏法治、腐败日甚、金融坏账、贫富差距、农村困境、市场分割、环境恶化等等。更为根本而又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则是全国各界殷殷企盼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

  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 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领导人焕发极大的智慧,付出极大的精力。

  因此,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韬光养晦,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国内的瓶颈。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些年来实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也面临着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课题,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决不能率性胡来。

  站得高一点来看,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第二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过渡,不是滑到第一条路,就是进到第三条路。究竟何者对中国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提出中日友好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可谓切中历史机枢。

  有鉴于此,高兴兴先生鼓动中日开战,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还要看到,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亦流布四方。亚洲不少国家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举动,并准备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事务的董事里希特在中国《财经》杂志2002年第21期撰文说:" 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吸走外国投资;中国产品将会席卷东南亚,使各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参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报道说,针对日本一些人欲修改宪法的动向,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研究员指出:" 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希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宪法是必要的。"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表示:" 我认为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泰国政府人士则强调说:" 欢迎日本自卫队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力推动中日友好,不赞成朝鲜发展核武,搁置南海争议,积极促进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沟通交流,致力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启动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使东盟国家也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举措缓解了亚洲国家的紧张情绪,使" 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2002年11月初,朱熔基访问柬埔寨时全部豁免了柬埔寨欠中国3亿美元的债务,并准备部分或全部放弃对越南、缅甸等亚洲6国的债权,更受到东南亚国家好评。中国与东盟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启动之后,日本和印度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相继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朱熔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熔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光。

  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法国学者多甘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生动地描述了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他说: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2]写过《大同书》的康有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毫无疑问,如果高兴兴一类的声音放大起来,其后果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

  四

  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

  有些网站一年发表上万条评论;凡涉及日本均是痛骂"东洋鬼子"、"倭寇"、"小日本",没有一条讲日本现在有什么好的地方。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未免情绪化,而且缺乏向前看的态度。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

  2002年夏天,南北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制造风波。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卖国贼"、"汉奸",摆出了与姜文"不共戴天"的架势。有的媒体还引用著名画家陈逸飞等人的话指斥姜文堕落,迫使一些名人出面澄清。《北京青年报》7月1日刊出整版文章,题为《情绪化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上对此进行报道。陈逸飞回忆了就此事与记者接触的经过之后说:姜文参观靖国神社是艺术家深入生活,与参拜靖国神社是两回事。导演贾樟柯说:我当时说如果姜文去靖国神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集会,就不应该了,如果是导演工作需要的个人行为,那无可非议,结果文章发表出来,我的意思完全走了样。导演陆川说,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关于他的表态完全失实。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结果报道出来就不是这样,"我感到这样置人于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卖国贼,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作家阿城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要求我们了解更多国际通行的常识。去没去过靖国神社并不重要,因为它在日本是一个公共场所,关键要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有些政治人物出于某种目的去那里做出政治姿态,说一些话,那才是参拜,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有这种常识,就不会闹出'姜文去过靖国神社'的笑话。"

  还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门口挂出"日本人不得人内"的招牌,拒绝日本人前来消费。该酒吧经理说,这是为了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等行为。

  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以德报怨"。国人过去受过"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欺凌,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我们今天强大了,就要用同样手段对付别人?再说,我们历来不提倡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修改教科书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怎能让普通日本消费者代为受过?

  类似现象,都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声报》发表文章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的大学是一片欢呼声:炸得好!我觉得,这种人格非常不健全,价值判断失衡了,为最丑阻的东西叫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同一期《湘声报》上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人把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杂文家鄢烈山说,那些煽动情绪化的"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实为一语中的。

  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

  一是自大。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鼓舞国民士气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升虚火、发高烧。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犯这个毛病。近年来一位著名学者的话到处被引用:"到了今天,这个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强弩之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更有许多人干脆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话,有如《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崩溃,而"世界一切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些说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后一一未经充分论证就武断地做出结论。这种无知妄说还被某些人打扮为"爱国主义",足见思想的混乱。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专门写了"光荣孤立论"一节。该书作者认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无法利用其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该书甚至编造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从人种上灭绝中国人,为此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之下,中国逃脱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碰撞》一书指责全球化是美国的恶毒阴谋,美国企图通过全球化达到奴役各国的目的。该书作者认为,中国国内布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己。作者还说,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困境,并非由于体制和经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引进外资造成的恶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软战争"的结果足以摧毁中国,使中国陷入瘫痪状态,落入西方控制之中。

  这些小农思想家的片面不实之词,颇赢得了一些喝采。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强盛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义和团却再度还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锁国闹剧,令人痛心。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回忆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时说,在谈判中,对中国代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的舆论。

  民族主义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要求,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寂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一些媒介在赵薇及姜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鲜明例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媒介的功能退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消费主义取代了批判意识"。教训启发我们,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努力维系民主与法治。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赂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赵薇、姜文等事件的发生,难道不是警示么?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下属机构有一项连续多年的民意调查,主题是"对中国的亲近感"。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向2000多个不同年龄的日本人进行问卷调查。20多年的调查结果,以1980年最好,在调查对象中,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后到2000年下滑到48.8%。

  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国民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陈文树为首的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动用9艘远洋轮,在国内10个沿海城市的19个港口与日本之间对开,疯狂组织偷渡730人。目前仅东京一地,就有10万中国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组织黑社会,偷盗、抢劫、凶杀,制造和使用伪钞,大规模组织中国妇女卖淫。在东京新宿,中国黑社会与日本黑社会抢夺地盘甚至占了上风。香港《太阳报》2002年3月7日说:"华人在日犯案数量飙升"。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东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诫说:"中国人来了,赶快搬走!"我在大阪访问时,市政府官员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每个月都有100个的中国姑娘嫁给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后又破裂,在大阪留下来不回去了。

  这些问题,香港媒介及相关国家媒介都有报道,我们也不必讳疾忌医。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才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当然,日本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也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

  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我路过繁华的新宿,看到高高耸立在那里的东京市政府办公大厦,就不由得想起他的言论。石原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3月号上的文章《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文章开头引用英国作家威尔兹在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为自己打气。威尔兹在这本书中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石原说:"英国作家无疑是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这未免过分狂妄。石原对日本现实境况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有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或是被中国吞掉。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如何同以亚洲为舞台进行角逐的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对峙呢?"他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有可能复苏。他说,为了同中国对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应该把先进技术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当然,这里的"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这样,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运输等方面发挥中枢机能,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当然,石原的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但希望日本国民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石原的主张,只能给日本造成危害。

  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座谈时,有一位先生说:"中华思想是妨碍日中友好的因素。"我问他所说的中华思想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把'自己看作中央王国,而把别的国家看作是夷狄。"我回答说,过去,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这种看法,但现在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位先生还说,中国强大了,就骑在日本头上,对日本指手画脚。我说,两国间有一些磨擦,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日本不是和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磨擦吗?中国人并没有想骑在日本头上的愿望,这是一些日本人的过敏和误解。

  除了上述刺耳的声音之外,我在日本一路感受下来,觉得促进两国友好的呼声还是大局。就我个人接触所及,不论是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町村信孝、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东门美津子、民主党政调会长冈田克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还是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一些学者,对中日友好都有正面的认识。他们都希望向前推进中日关系,加强双方合作与了解。比如町村信孝先生说,两国国民互相有些意见,今后要多做工作,特别是对年轻人要加以引导。东门美津子表示社民党一直对中国有亲近感。冈田克也先生推动他的故乡三重县与中国河南省结成友好互助关系,并给了河南罗山县一个希望小学500元捐款。山口富男对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中关于吸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内容表示了支持。这表明,江泽民关于"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的论断,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香港《亚洲周刊》11月4日发表文章《大乐观的中国需大改革》。文章说:"将来历史学家会把2002年定为攸关中国转变的关键年。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的温和国家。"这种转变是成熟的标志,说明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吸取上世纪60年代冒进的教训。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另外,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

  另外,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注释:

   [1]《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4页。

   [2]《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52-153页。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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