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ookbao.com/views/201010/13/id_XMTMxMDM5_1.html 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_3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
可见,武帝一开始面对匈奴问题,也不得不以和亲开场[OS注:汉武帝一母同胞的二姐,跟他比较要好,就被送到匈奴和亲,几年后死在了匈奴,成为汉武帝心头之痛],而且匈奴的胃口一如既往地加码,边境贸易的规模也一如既往地扩大。
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十六岁登基的少年天子在和亲成为习惯、在窦太后依旧干预朝政下的一种无奈,在他登基六年后,还不得已对匈奴有和亲之许[注:曾为奴为婢的窦太后,执掌朝政三代帝王,从文景到汉武,汉武亲政掌权变革都是一步步,很艰难地走过来的——成功从来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可能恰恰是这种无奈,激发了他改变这一尴尬窘境的斗志。
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有汉兴七十余年国力日强的底气做支撑,当是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盛”(《汉书·西域传》)。而匈奴不断出尔反尔,不断抬高和亲门槛给汉廷带来的财政压力,也逼迫汉武帝不得不积极应对。
从公元前198年到前135年,汉朝和匈奴一共达成了不下十次“和亲”协定。几乎每一次新协定的签署都会使汉朝损失一些东西,而使匈奴有所收获。对于汉朝来说,“和亲”协定已经变成一项永无休止而且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然而所有这些代价并不能完全阻止匈奴对边境的侵扰……花费越来越大,而“和亲”协定的效力却越来越差,汉朝下决心改变政策,由防御转为进攻,一劳永逸地解除匈奴的威胁,这几乎是必然之举(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2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而在主观上,汉武帝有他作为平常人的雪耻之心,从多年后汉军大破大宛后汉武帝所下的诏书中,我们能读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可见,汉高祖遭遇平城之围,吕后被单于以一纸相谑,在汉武帝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耻辱烙印。而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一书尚且为之称许,那么,作为汉高祖的四世孙,对匈奴一洗先祖的耻辱,何尝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呢?
除了人之常情的血性,汉武帝还有他作为伟大帝王的雄韬伟略在。“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以盛世帝王为则己榜样,渴望恢复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气象。
战和之争
就在亲自承受和亲刺激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即汉武帝部署反击匈奴,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注:从首战开始,汉武帝就点了李广为将]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在这年五月汉武帝策诏贤良的御书中,我们能读到汉武帝对唐虞之际的向往、“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梦想。汉武帝还公开求贤寻找天下归服的路径:“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
显然,汉武帝实际上是借周王成康之际,各路蛮夷纷纷归服来朝的盛世景象,来描绘自己的政治宏图,其中自然隐含了对匈奴的征服。正如钱穆所言:“盖武帝之侈心,欲广徕四夷,以昭太平之盛业者,自即位以来,固已盛著,初未一日忘乎怀也。”(钱穆《秦汉史》,第1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
但刘彻一个少年天子,要变革延续了数十年的和亲政策,远远不是一策诏令能轻易奏效的。如何让习惯在和亲的表面和平下苟且的朝臣们,真正认识到和亲政策已经走到了它历史使命的尽头,真正认识到大汉王朝可以从消极的防御乃至卑辞求和,转向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乃至武力征服,从而让朝中大员们在思想上达成一致,对汉武帝而言这是最困难的挑战,也是最见其智慧和韬略的事情。
汉武帝的策略,首先是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讨论。这样一来,赞成派和反对派都会阵营分明地暴露于天子眼皮下,有利于掌握大臣的思想动向;而即便保守派占多数,至少也让群臣认识到新观念的存在,这无疑有一种宣传的效应。建元六年匈奴提出和亲时,汉武帝即就此公开廷议。刚刚出兵闽越归来的大行王恢,熟悉匈奴情况,针对匈奴反复无常屡屡背约的行为,王恢主张拒绝和亲,兴兵*。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提出了征伐匈奴的种种不利,力主和亲,他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汉武帝只好同意和亲。
但这只是和亲政策在武帝时代的回光返照,在征讨匈奴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武帝对群臣的妥协,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另一次廷议中,我们终于看到了武帝强硬的一面。
在这次对匈奴和亲与否的讨论中,博士狄山再次公开主张和亲,理由是:“兵,凶器,未易数动。”[注:自古以来臣下总是偏安、得过且过,关注自己目前的利益的居多,从不肯顾全大局。](《汉书·张汤传》)狄山历数从高祖到景帝时代,因和亲而致和平,最终在景帝时代出现“天下富实”的局面,而到了当朝,因对匈奴兴兵,却导致了国内空虚、边境困贫的后果。汉武帝便借张汤来弹压狄山,张汤领会上意,指责狄山“愚儒无知”。狄山毫不相让,反斥张汤为“诈忠”。接下来出现了君臣斗法的如下一幕:
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
山曰:“不能。”
曰:“居一县?”
曰:“不能。”
复曰:“居一鄣间?”
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
乃谴山乘鄣。
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注:除了“活该”两字,OS不知还作何感想](《汉书·张汤传》)
汉武帝一步步将狄山逼到墙脚,实际上也是在对求和派施加压力。最终狄山被匈奴斩首,这一杀鸡骇猴的招数,自然在群臣中引起强烈反响,大臣们知道,在武帝面前赞成和亲,需要事先掂量掂量是否愿意脑袋还挂在自己脖子上了。
在和亲问题上厘清认识,最终是要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于是,距建元六年和亲事件尚不足两年,汉武帝于元光元年春再次以廷议的方式,讨论是否对匈奴晓以颜色的问题:“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汉书·武帝纪》)
在这次廷议中,王恢再次坚定地站在主战派的阵营中。
反击匈奴的战争,经过一次次的争议,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后,汉武帝在群臣中扫清了障碍,准备尝试付诸实施。
马邑之谋
元光二年六月,二十四岁的汉武帝在当年汉高祖被困的平城附近以马邑之谋,拉开了与匈奴的战幕,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踏上这一转折点,由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汉武帝将以坚苦卓绝的努力,使汉匈关系回到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轨道上来。
当时,一个叫聂壹的人对匈奴军臣单于声称,可以斩掉马邑守官,举城投降。单于信以为真,殊不知这是聂壹向汉武帝献出的诱敌深入之计。聂壹在邑城城头悬挂斩首的罪人之首,向单于使者谎报马邑长吏已死。于是单于亲率十余万骑破关前来。单于不知道,汉武帝已经部署了三十万兵马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由于这是第一次针对匈奴的行动,汉武帝派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
匈奴的铁骑奔驰到离马邑百余里之处,只见到成群的牛羊,没看见一个牧人,单于便生了疑心。捉来武州尉史一问,才知道险些中了汉军的圈套。单于连忙引兵出塞,一路上感叹:我抓到尉史,简直是天意啊!遂封尉史为“天王”。当汉兵得知单于撤退的消息时,追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罢兵回返。第一次军事行动遂以失败告终。
武帝对王恢没有主动出击单于辎重就擅自罢兵很恼火,王恢解释说,原来的任务是匈奴兵在马邑中了伏击后自己去突袭敌军辎重,可单于发觉中计后,还没到马邑就撤军了,王恢只有三万兵马,自然没法去硬拼,知道这么做要被斩首,不过为皇上保护了三万士兵的性命也值了。王恢被下狱问罪,以千金行贿丞相田蚡去求情,田蚡转而托太后说项,理由是王恢是马邑事件的主谋,现在事败而斩王恢,等于是给匈奴报仇。但皇上的答复是:“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史记·韩长儒列传》)
我们仔细品味汉武帝的这番话,问罪王恢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为了“慰士大夫心”。武帝的真意,哪怕王恢冒险去与单于一拼,也算是有个交代。当时,朝中的求和派正在等着看武帝的笑话呢,现在大家都空手回来了,正好授求和派以口实。王恢坐首谋不进罪而自杀,实非汉武帝本意。王恢伐闽越有功,一直是汉武帝统一大业的坚定支持者,且不惜披坚执锐冲锋在前,但马邑之谋失算,王恢只好去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了。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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