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及时拯救长江生态10年内将濒临崩溃

平静的小石头

在现代国家中，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其政治架构将是不完整的。因为人们已经越发清楚地认识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完全是在一国制度和体制框架下得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有什么样的制度与体制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物资生产和人口生产，于是也就相应地产生一定的生态环境及其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同时也表现为一种"过程"与"结果"的结合体。作为过程，它表现为政府行为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作为结果，它展示出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亦即通过科学方法解决资源环境等问题，使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并使其长期保持一种物质转换和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以往关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仍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些话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向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这一趋势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实现由工业文明时期相对于环境保护的失衡架构转变为有益于生态文明的制度架构的历史性飞跃。从其最本质的意义上讲，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以使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态社会效能感"，进而为创造出更加适合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思维空间奠定基础。对于这样的课题，科学研究没有理由不发表意见，否则所有环境问题只能停留在"工具"或"经验"的层次之上，环境保护就将成为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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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府失灵是创设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根源

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理想之中的"帕累托状态"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状态的形成是以一系列的"假设"作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又似乎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经济信息完整和对称的假设、市场运行中充分竞争的假设，以及不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和交易费用的假设。当然，亚当·斯密所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只能在这种"假设"中才会得以举起。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性意义上的完美条件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特别是环境资源的不可分割性所导致的产权难以界定，使得它在相当范围内只能成为一种公共物品。既然是公共物品，它就必然与外部效应密切相关。所谓"外部效应"可以简约地理解为，在某市场主体经济效用的函数自变量中包含了他人的行为或对他人福利的影响，而社会为之付出了代价后构成了边际社会成本。实际上，这个代价应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由该产品生产者予以支付，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确定产品价格只能反映边际私人成本而不能反映边际社会成本，这样就使得不同的经济主体都试图通过相同的"搭便车"的策略来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据此，以损害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社会经济的低效率产出，完全不能自动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佳状态。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产权的缺失还限制了环境资源的可交易属性。其实，即使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发生市场失灵。对此，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如果按照科斯的解释进行推断，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当交易费用为零时，环境资源问题的冲突必然导致交易的发生，亦即展开污染与反污染、侵权与反侵权的利益博弈。但是，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费用，因此科斯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人们就会对该次环境资源交易所支付的交易费用与实际收益进行比较。如果交易的净收入大于交易费用，那么交易就会发生；反之，经济人当然不愿意进行带来负效益的交易活动。事实上，环境资源的外部经济因素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所以很有可能使相应的交易费用难以确定或十分昂贵。于是，环境资源交易的淡出纵容了污染行为的得逞。

然而，市场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的"失灵"为政府实施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当然，政府干预是有条件的：政府干预的效果必须好于市场机制的效果；政府干预的收益必须大于投入的成本。但是政府在两个"维度"上的行为，又为自身的"失灵"创造了条件。一个维度是"不需要政府干预时的干预"，另一个维度是"需要政府干预时的不干预"。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前者表现为任意干涉带来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扭曲；后者表现为对环境资源自然垄断缺失公共管制。然而无论是哪个维度，它都集中发生在"政策"和"管理"两个领域之中。"政策失灵"主要体现在控制和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差距的措施不力，它不仅使得社会收益直接受损，甚至影响到了社会财产的制度，以及财政、金融、价格、汇率的政策；"管理失灵"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使得他们往往以损失环境作为确保经济的代价。而政府一旦介入环境管理，将会导致污染者、被污染者与环境保护当局之间的博弈，从而引发"寻租"行为的发生，污染者很有可能以较小的寻租成本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进而把自己造成的外部成本转嫁给他人或社会。有学者认为，"寻租"是一只"看不见的脚"，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旦被"看不见的脚"踩住，政府失灵就将成为必然。

以上对市场与政府失灵原因的分析，并不是对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效性的否定，而旨在提示人们不要在环境保护的策略选择上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因为，选择越倾向于市场机制，其体制就可能面临更多的"市场失灵"；选择越倾向于政府干预，其体制就可能面临更多的"政府失灵"。而要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效整合，根本出路就在于创设新的制度安排，进而使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制度与社会机制的不断创新中得到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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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良好资源环境效果的关键在于制度机制的合理性和创造力


从深层次上考虑，制度具有减少人类社会活动成本的作用，因此它对于理解人们的经济交往存在着重要的价值。而环境制度创新的意义就在于以尽可能小的环保成本实现尽可能好的环境效果。所以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能使制度供给主体获得超过预期成本的收益，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而且创新的不断延续和发展将构成现代社会安全感与共同体的真正基础。由此看来，一国经济的增长、生态的平衡、社会的发展，其内涵的本质就是制度的合理性和创造力。

从实际运作的视角分析，创建环境保护经济制度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而确定恰当的边际社会成本，以刺激企业对相应的环境经济政策和环境惩罚措施产生灵敏和足够的反应；同时，在合理分割企业所消费的"环境资源"产权的基础上，使他们把生产中所带来的"外部性"在明晰的产权和恰当的边际社会成本中实现"内部化"，以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率产出。然而，调整价格体系和实行环保经济政策，对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主体的决策选择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因为，经济主体存在着对不同产业方案进行选择的潜在性动力，其中价格的导引和刺激是最为有效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保护自然环境和摆脱生态危机，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丹尼尔认为，产业层次越高，其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就越小。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知识在产业中的含量会越来越高，对有形资产的依赖会越来越小，对资源利用的强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它对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和经济集约化程度，以及对投资规模、经济增长方式的改进都将产生积极和重大的影响。

当然，环境保护的经济制度只有在能够被使用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亦即对它们的应用需要政府机构、当下和未来污染者团体、越来越多的代表环境恶化受害者的非赢利性组织对这些经济政策及其手段的接受，而最终的可接受程度将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抗衡。事实上，这些力量之间的抗衡在本质上表现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一种博弈，而现代政府对环境利益关系的整合，就是通过协调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实现妥协与平衡的过程。诚然，现存的"不平衡"将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政府行为越影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就越觉得政府与自己的目的相关，也越是积极努力地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使国家和政府真正成为属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力量，不至于成为少数强势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就需要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有效机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接纳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环境问题的公民参与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以进一步壮大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从而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按照自身的经济标准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有助于实现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以制止政府的自利和扩张行为；有助于克服由生态危机而激发的矛盾，避免发生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生产力方面，其本质为科学技术；人与人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制度方面，其本质为社会价值。而人与自然的相容性决定了制度与技术一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机制并不是一种空泛的架构，它将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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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共享另一个角度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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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GDP增长的代价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GDP年均增长13.1%，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耕地、森林资源减少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浙江耕地资源减少非常明显。1979-2003年，全省耕地面积减少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近几年耕地面积减少数呈逐年增多趋势，其中2003年减少耕地多达62.38万亩。森林面积也在不断减少，据林业部门普查资料，浙江森林面积由1995年的639.7万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554万公顷，下降了13.4%。城市用水、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生态用水快速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区域性、水质性缺水情况进＿步加剧。据环保局资料，2003年浙江工业用水量达151.32亿吨，比上年增长11.8%，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36.4%，仅为"十五"计划指标70%的一半。

　　能源消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电力消费不断上升。

　　根据浙江省编制的能源消费平衡表，2002年浙江的能源消费量为6699万吨标准煤当量，比上年增长9.9%，每亿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7.11万吨标准煤当量，比2000年和1990年有所下降。应该说，浙江在控制能源消费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与世界水平比较，浙江创造GDP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代价还是比较大的。从电力消费情况来看，2003年全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电力消费供不应求，2003年全年拉限电35.8万条次，损失电量34.1亿千瓦时。电力供应已从过去的局部性、阶段性紧张转变为全面性、持续性的紧张。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即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由1998年的0.70提高到2003年的1.53，说明单位GDP产出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强。

　　投资率大大高于国际﹁般水平，投资效果系数不断下降。

　　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的高投入带动的。浙江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8.5%，1995年为38.0%，2000年为37.5%，2002年为41.8%，2003年高达47.4%，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GDP数量）总体上不断下降。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浙江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8635、0.5608、0.7199、0.2697和0.2955，即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16亿元、1.78亿元、1.39亿元、3.71亿元和3.38亿元。虽然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推进，非生产性的城市建设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动态存在一定不可比性，但总体上仍可以反映出浙江每创造1亿元GDP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

　　环境污染的代价仍在加重。

　　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2003年，浙江的废水排放总量达27.03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10432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976万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3.0倍和1.3倍，表明浙江每生产1亿元GDP需排放28.8万吨废水，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0.4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经济高增长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不容忽视。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支出不断加大。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浙江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也在加大。2003年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亿元，比上年增长33.1%，占GDP的2.5%。同时工业领域环境治理运行费用也不断加大，而这些运行费用并没有直接从GDP中扣除。由于还难以建立资源环境统计与估价制度，更多的资源耗减与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我们目前还无法用价值量核算。但社会各界应当形成一个共识：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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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存在同样一个问题：

环境保护与局部利益——政府该如何决断？

平静的小石头

类似的治污难点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凸现出为什么会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或是究而不严、屡究屡犯，致使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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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天平该向哪边倾斜

　　在产品短缺的年代，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盼望企业能大量生产，市场上有丰富的商品，所以对于能在本地投资建厂，从政府部门到普通群众都是持欢迎态度。

　　而后，看起来生产是发展了，也为当地乃至全省的基本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影响了当地甚至全省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也制约着当地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重视发展，忽视治理，得益于眼前，却把祸患留给了今后，留给了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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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本与违法排污的成本孰大孰小


　　环保法规不是今天才制定颁布的，环保部门也不是今天才成立的，有些企业也进行了技改或是安装了环保设施，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污染环境的现象呢？

　　这里面涉及到治理成本与违规排污的成本比较问题。

　　这些年虽有一些企业安装了环保设施，但由于运行管理难度大、成本高，操作不当或是其它原因，容易损毁，有的才试车就全部损毁。更换设备的费用大，所以有不少企业尽管有环保设施，但并不常用，只是当得知环保部门或是上级领导来企业检查时，"消息树"一倒，才马上开动这些设施，以应付检查。

　　另一方面环保部门人力有限、监测手段不完善，如果有的环保执法人员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给违法排污留下了很大空间。即使那些违法排污企业万一被环保部门逮个正着，处以罚款，省级以下环保部门罚款一般一次最多不超过5万元，这对于一个年产值上千万的企业来说，只不过是"毛毛雨"，因为它一天的产值就是好几万元。两相比较，成本的大小一目了然。难怪不少企业宁愿冒违法被查处的风险顶风排污。不仅是一些中小企业，就是有些大企业也是如此。

　　守法成本高，违法风险小，所以就有了那么多企业长期违法排污，既无所畏惧，还坚持不懈。

　　当然，对违法排污的企业并不是没有其它处罚办法，还可以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后果严重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可以要求其限期治理甚至依法取缔关闭。但是，还有一道关口未必能够闯过，这就是与环保部门平起平坐、甚至还是上级的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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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治污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常说加大执法力度，但是常常会有来自多方面的作用力减弱甚至抵消这些力度。以造纸企业治理排污为例，企业的主管部门是积极促进治污还是消极对待治污，其影响不可低估。

　　不少企业属不同部门主管，直接的利益关系及人员安置等问题，使得有的主管部门常常以保护企业的利益为重，而较少顾及环境污染问题。要说主管部门不知道下属企业环保不达标，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还有一个现象很令人深思，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不同的考核及衡量标准，有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可能还是本系统或其它政府部门奖励的先进单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环保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市户县检查时，就在一个投产多年排污从未达标的造纸企业会议室里，看到墙上悬挂、桌子上摆放的各类锦旗、奖状、奖牌就有几十个！[M34] [M34]

　　这样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靠执法部门的严格执法，还要靠有关各主管部门大力支持，当然，最终还取决于政府的决断。因为环保法明文规定：对污染严重的企业、事业单位"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

　　环境严重污染，群众有意见，环保部门难交差，上级领导也不满意；依法关停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企业，企业转产、停产，就会影响职工就业、社会稳定以及当地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说政府左右为难恐怕也不为过。政府既成了治理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站在了治理污染的风口浪尖。能不能作出决断，作出怎样的决断，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M13] [M13]

一一

[M11] 这位筒子咋能收集这么多资料撒 [M21] [M21] [M21]

平静的小石头

具体建议：

生态建设管理体制创新

一一

QUOTE Create By 平静的小石头 At 2005-1-28
具体建议：

生态建设管理体制创新

俺的建议，《后天》自然会解决 [M05]

平静的小石头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建设及管理状况关系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状况，在发展中要以区域管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核心，以生态经济建设为途径，并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推动。


　　——正确认识自然资源的价值，构造自然资源经营管理中的经济补偿机制。在区域管理理论思维和观念上要根本转变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和无价、低价的思维定式，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生态环境的价值、构造国家生态屏障。应建立起资源利用管理的经济补偿机制：一是要采取措施要求相关地区企业、经济单元、个人在资源利用中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损耗做出经济补偿；二是建立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产权市场，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交换来开发利用资源；三是区域生态保护、退耕还林（草），受益地区应分担和支付部分生态整治成本，可开征生态补偿费和设立特殊税种。

　　——探索和设计符合国情，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惯例的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已推动了产权安排的变革、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剥离，资源开发利用权已由无偿委托发展到有偿交易，但仍需要进一步创新。一是建立自然资源产权管理体制，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使用权买断的年限应长期化，利于受让人预期稳定，特别是国有荒山、荒坡、荒滩以及宜林、宜草土地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长期让渡，当然对投资者而言，其资源开发行为和方向应符合政府的规划和国家的法规；利用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坡、荒滩等进行造林等生态建设、生态产业开发，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

　　——加强生态经济管理，优化产业分工、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一是要依据各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发展经济和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源、人才资源、智力资源开发推动自然资源开发。二是建立各地区生态建设的调控管理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三是建立科学的经济核算和管理体系，完善自然资源评估和生态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资源行为进行分析和规范，强化约束管理。

　　——加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科技含量，以技术进步推动生态建设。一是科技体制改革要有利于科研与企业生产的结合、科研与生态保护的结合；二是配合西部开发、旅游、生态农业、第三产业、农村城市化，建立新的管理机制。

　　——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法制建设，构造新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管理约束机制。一是配合行政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把由于部门分割管理造成的分散的环境监督管理权集中起来，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管理权、监督权；二是通过体制改革，将分散在交通、土地、建委、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的环境监督管理权统一集中到环境行政和执法部门，并强化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三是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资源利用的法制建设。对生态建设的各方面应做出详尽的法律规定，应多层次、多方面地构建区域环保法律体系，强制性地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资源利用行为。

　　——建立新型投融资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一是要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发展和建设市场主体，配合金融体制和金融管理的改革，制定出新的金融、投资政策，引导和培育多元化的生态建设投资主体。对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财政企业、海内外等投资者，若投资于生态经济建设、生态产业开发、生态工程建设等，只要遵守国家法律，就应保护其利益。二是要多渠道解决生态资金，比如：提高原燃料和以木材为原料加工产业的税收；发行生态彩票；发行生态建设债券；建立生态基金；组建生态建设或环境建设银行等。三是国家应在加大生态建设财政投入的同时，增加信贷投入，国有专业银行应配合退耕还林（草）生态工程建设，实施并加大对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特色经济、经济林、苗圃等项目的信貸投入。

　　——将生态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和干部政绩的考核管理体系，并进行目标量化管理。

平静的小石头

说到这里，换个角度吧，或许能看到一种市场和商机。 [M05] [M05]


环境产业的潜在利润空间远没有被发掘。

统计显示，目前全球环保产业年产值高达6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旅游、软件等其它"朝阳产业"。

"环保产业不是微利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鸿亮说，"随着国家加大对环保事业的支持以及对市场的有效监管，环保产业将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增长点。"

中国加入世贸和北京成功申奥唤起了政府、百姓对环保的关注，同时也将为环保企业提供上百亿元的市场空间。

据悉，我国不断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王扬祖说，2002年至2005年期间，全国将新增环境保护总投资需求7000亿元，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3.6%，比1995至2000年间提高1个百分点。政府将对10大环境保护重点工程给予650亿的补助，约占总需求的10%。同时对于企业的投资，国家将给予有关政策支持，对重点企业治理项目和技术示范项目给予适当的补助和贷款贴息。



嗯嗯嗯，看到了商机了么？要是以后因此赚到了钱，要记得回来请偶喝豆浆哈！ [M04] [M04] [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