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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纪要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简称，亦称“二月纪要”。
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2月2—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要求参与者保密。两个打擂台的文件，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把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毛泽东三次审阅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内容。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500字，扩张到定稿的1万多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名义。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批发全党（并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在1967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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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兵团



    名词。简称“建设兵团”、“兵团”。

    创制于1950年代初。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建于1954年，1962年扩展，1966年创建西北农垦兵团、西北林业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中共中央为了应付中苏冲突，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兰州、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连主管干部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方法管理企业。

    1967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生产建设兵团就成了安置250万知青（约占总数的18％）的去处。由于有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待遇有基本保障，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有人管理，属于军队“序列”，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面临下乡的知青都以为到建设兵团比插队落户好。但到建设兵团的政审比插队落户严，原则上要达到符合民兵条件。[注]兵团一般接受跨省区安置，多来源于京津沪和四川、浙江。北京的到黑龙江、内蒙，上海的到黑龙江、新疆、云南，天津的到黑龙江、内蒙，浙江的到黑龙江，四川的到云南。

    兵团的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探亲的审批、报销制度，使兵团知青回家时间比插队知青的少；劳动强度大，纪律严格，边疆生活条件艰苦，政治活动（“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频繁。而且由于兵团本身就是国家编制的就业性质，在知青陆续招工、顶替后仍然返城无望。驱使他们把满腹牢骚编成顺口溜：“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1979年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哄闹政府机关，要求返城的风潮，其中以黑龙江、云南、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行动组织程度最高，影响最大。尤以云南为首。因为那里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因迫害知青而被公开处理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1973年，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件，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1978年，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都加入到抗议队伍中。由此引发了全国知青最后大返城的浪潮……梁晓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写的就是知青大返城中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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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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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丑图》
    漫画作品。1966年底、1967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

    画面中央是坐着“敞蓬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 “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据说有100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杀伤力更大，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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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戏
文革时为批判主管文化一线官僚周扬（文化部部长）等而设置的靶子——戏曲、戏剧、电影。主要指传统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马连良饰海瑞）、《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和评剧《刘巧儿》（新凤霞主演）、话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吴坚、杨勤导演）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早有严厉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年即被陆续通知停映外国片192部、香港片17部、国产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南海潮》、《球迷》、《两家人》、《聂耳》等一大批影片。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8日由《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更是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黑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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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书
意指宣传或从属于封（建主义、主要指中国古代）资（产阶级、主要指西洋）修（正主义、主要指前苏联）文化思想体系的书籍。“黑”指意识形态上违反、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纲领、原则，文化上崇洋（马、列老祖宗有肯定评价以外的外国作品）媚古（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以外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反映对象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生活、思想的大众化作品。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旧俄和前苏联20大以后的作品因为苏联***变修了也除外）都判定为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导致了一场空前的“革”文化“命”的文化扫荡——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禁书烧书。被批判、打倒的政治家刘少奇《论***员的修养》、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自然是“黑书”，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类反动文人的杂文、史著、剧作自然是“黑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授陈寅恪、翦伯赞、梁思成、钱钟书，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的书也是“黑书”。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文化典籍都被划入会毒害青少年、工农兵灵魂的毒品、黑书之列。古的如《四书五经》、《左传》、《古文观止》、《录鬼簿》、《曾国藩家书》，洋的如《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全集》、《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丘吉尔回忆录》，甚至工具书如英语字典、科技书籍（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亦被列入）……都无一不是黑书。连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等17年出现的红色经典）也被打成“毒草”、“黑书”。

    郭沫若主动宣告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是“毒草”。与大批判同时盛行的抄家，促使许多藏有书籍的人家事先清理，把积攒多年的烧掉、卖掉，连许多有价值的善本书也被付之一炬或化为纸浆，形成一场书籍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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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



    意谓“千秋万代，永远存在”。这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专用于皇帝的颂圣谀辞。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后即有此呼。文革时，集会、游行的口号，机关、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和家庭张贴的标语，都有“M主席万岁”。使用的普遍，已至空前绝后。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等抽象的神圣事物、集体功业外，对于在世的个人，只有毛泽东才能当此一词。这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习俗规定的祝祷语，又是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地将M视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领袖乃至神的普遍观念。在一个严于礼节等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的僭越。曾有外国来访者不谙中国规矩而呼喊“周万岁”，把周吓得赶紧制止。因为英语里的“long live”（永远活着）是一般性祝愿，不是专属最高统治者的。

      1966年甚至曾有人编造说，经医疗权威认定，M可以活到100－150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人奔走相告，有的地方为此发了号外，红榜书写张贴，敲锣打鼓庆贺，成为万口传诵的喜讯。这是文革个人崇拜的顶点。“万岁”，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忠诚、美好祝愿，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崇拜、服从，认同毛泽东可以超越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表达了他们坚定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政治意愿。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格和独立思维权利的让渡。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进京观礼的山东烟台市青年女工不断地高呼“万岁”。她说，“全厂工人要我到北京见到M主席时，为把全厂403个工人的心意带给M主席，一定要喊403声M主席万岁。”  “万岁”也可以成为表面化、应付性的政治表态，如被形容为“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LB，即是。但牛鬼蛇神不准喊“万岁”，因为分不清与“万碎”的区别，怕他们心怀仇恨诅咒而不利于伟大领袖，又无法对其施之以惩罚。有人由于过度紧张或不小心把万岁的主语错换成其他人的（LSQ 或其他被打倒者），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揪斗，重则判刑。

    当M的健康成为中共政权稳定性、连续性保障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成了中共的核心机密。每当M接见外宾等需在电视、新闻照片上露面以前，都有卫生保健部门提出方案，要注射强心针或使用其他促使人精神处于兴奋状态手段，保证M 始终以神采奕奕的形象面对镜头、展现在公众眼中。以发出领袖健康无恙、政局稳定的暗示信号。越是政局变动的微妙关口，越需要这样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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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名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团体、事件或经验；与榜样、模范是同义词。“树典型”、“抓典型”，通常是指筛选、培植带有推广价值的先进样板，如工业的大庆、农业的大寨。这是中共常用的工作方法。对此，毛泽东论述说：“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抓住典型，带动一般，以点带面，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符合中共典型和全局相结合、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认识论。因为典型体现了中共的战略或策略构想，凝结了指导中心工作、能够带动全局的经验，有人格化的魅力，现实而直观，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有利于让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采取从众行动的基本群众理解、接受，便于他们学习、模仿。它暗含了一种把幅员辽阔的地区看成均质分布的同一类型，从而一个典型就可以普遍有效的尚待证明的假设。中共建政以来曾先后树立了孟泰、石传祥、赵梦桃、雷锋、王进喜等先进人物、集体，文革以来更树立了3211钻井队、刘英俊、顾阿桃、金训华、孙玉国、川藏线上十英雄、朱克家、柴春泽、黄帅、张铁生等典型，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有与之相应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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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准、狠

意谓稳健、准确、坚决。原指技艺分寸和火候上的掌握、拿捏，后引申为借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文革时已被推广为打击一切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运动对象的指导方针。

      1950年中共建政之初，M制定了“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后来被类推为指导一切运动的打击、镇压工作的方针。比如，普遍用于反右、清理阶级队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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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
“工人MZD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MZD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MZD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M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医院等上层建筑单位，科研院所、城市街道和这些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MZD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仍然染有派性观点，还有负面作用。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已近乎名存实亡。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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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和各地红卫兵“杀向社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揪斗、抄家。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有发生的，组织程度较高，其总体规模似有缩小。

    文革初期的抄家不经任何部门批准，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随时可行，突然而至。翻箱倒柜，连沙发、床板、地板、墙上护壁、壁炉烟囱也要拆开来看；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显然激发了这些年轻的非职业查抄者的想象力和认真精神。由于抄家的无组织性，常常是甲走乙来，乙走丙来，重复查抄。抄不到“罪证”，就认定被抄者“不老实”，加重打骂。

    抄家的对象有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文卫科教单位党政官员，教授、学者、科技人员等“反动学术权威”。个别的也有街坊、同事、同学辖私报复，把“红卫兵“引来抄家的。查抄的重点是被视为“剥削”证据的金银首饰、高档消费品（绸料中式衣裤、考究西装、进口唱机、相机等），被视为“封资修”的中外古典名著、文物字画，被视为“现反”罪证的信件、日记、文稿、报刊剪贴（最好能抄出委任状、变天帐、无线电台）。查抄物品常常成了被抄家者挨斗时的罪证。查抄物品的处理方式有焚毁“黑书”、字画，上交（各单位负责文革事务的机构或公安部门）查封，用作布置“罪行展览”；极个别的，也有装入私囊的。

    为预防被抄出严重问题，有的被抄者自己事先进行了清理、抄检，烧毁可能的违禁物品。个别被反复抄家的人家干脆就不再收拾残局，以使抄家者一望而知是已经抄过了、大约不会有斩获的可能而放弃抄检。

   有材料证实，“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户。上海市仅从8月23日到9月8日半个月间被抄家的达84200户。天津被抄家的有12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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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派
文革后喻指没有自己立场、不坚持独立思考、谁的势力大就为谁卖命，甚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卖身背叛的投机者。他们跟随潮流而善变，翻云覆雨，今是而昨非，变幻莫测，风驰电掣，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左右逢源、善于讨好得势牟利。与“震派”、“闹派”相关、相对的，特指在文革投靠祸国殃民的极左政治势力、上了贼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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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路线斗争

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M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6次），罗章农（4次）、张国焘（5次）分裂主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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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院
文革中晚期（1973—1978年间）城市街道居民自治性的群众组织。由上到下，其隶属关系呈现金字塔结构：街道革命委员会（现称街道办事处）──所属地段（相当于居委会，下辖数十个向阳院）──向阳院（100多户居民，相当于一个居民小组）。大致与街道门牌号码的一个编号相对应，是相对集中的居民点，在建筑特征上表现为一幢大宿舍或一个院子。又称“团结大院”、“革命大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注1]，“以表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少年儿童为主要内容，描写一个城镇居民区向阳院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开展学雷锋活动，支援国家公路建设的故事”。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了同名电影（导演袁乃晨，演员浦克、章申、吴芸）。[注2]

     在这样的示范推动下，这种社会管理、政治教育、治安调解、文化生活多种职能集于一身的群众性组织形式很快得到了大面积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