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读经还是不读。

不会游泳的鱼

读此文，觉得这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对文章的观点看法是一半一半 [M04] ，笑，也许偶真的是断裂的一代。

　　背诵、经典与文化保守主义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向爱读薛涌先生的文章，昨天有幸诵读了《南方周末》上的大作，却感觉有点怪怪的(不好意思，挪用一下小资词汇)。


　　薛涌先生的文章题目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吃不准。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究竟是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批评走向了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是借助于走向蒙昧的现象，来批评文化保守主义呢？以我愚见，可能是后者居多。


　　薛涌先生大可以抨击作为一种学习方法的背诵的不可行，但是他没有，单是说诵经不好。由此可以假定，他脑中是不是有这样不大方便明说的对等式：诵经＝蒙昧＝文化保守主义？我可以斗胆替他论证一下：文化情感应该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培养，但是，由于中国经典所对应的语境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消失，所以要求理解的先在性是困难的，因此强迫性的背诵是必然的。接受程序的不合理性与此程序背后文化目的的不合理性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从这个大思路上着眼，与时势脱节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休矣。


　　其实，就薛涌先生对背诵的歧视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商榷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解释背诵对记忆力训练的用处。


　　可以说明在少儿期对于经典的背诵有可能将一种传统植入到其个体经验之中，沉积为对他未来发挥作用的文化无意识。可以证明博闻强记是钱锺书、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可以解释对经典义理内容的理解其实有很多层次(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话，人在5岁、15岁、25岁、35岁、45岁的时候对其理解可能是不同的)，背诵所谓不懂的东西其实未必在字义上就真的不懂。最后，我们甚至还可以批评一种绝对化的因势利导主义(与强迫孩子背诵刚好形成对立)，要是完全听任孩子的兴趣，那还不如成天给他们看卡通片、打电子游戏便了，我以为这个结论薛涌先生一定不大赞成。我的意思是，对孩子的知识灌输，不可能无条件地屈从于孩子们的意志，总有一些是需要强迫进行的，这只是一个程度、方式和范围的问题。


　　但这样的商榷意见，我怀疑对薛涌先生来说意思不大。其实我也无意于表达对于背诵的迷信。作为一个记性很差的人，我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厌恶机械记忆。但我觉得借反对背诵之名以达到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之实总是不那么让我心悦诚服。孩子在12岁前后是否经历了一个从"语言模仿期"到"理性理解期"这样的转变，我不了解相关学科，不好妄发议论；但是，对于蒋庆先生悲哀于本民族在教育体系中没有自己的经典教育，我还是部分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断裂，这场被我们今天命名为现代性的断裂使得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获得了合法承认，我们也通过西方的文化观念来重新组织知识谱系甚至文学艺术谱系。于是，原先正统的观念被边缘化，而原先被视为异端邪说或小道末技的精神资源被奉为圣典。这里面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理念的浸润下重新构建的符号秩序是否还具有跨语境效用？


　　让我们说得更痛快一点。在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全面失守、文化激进主义大获全胜，并成为孤家寡人的惟一胜者时，这样单面的文化生态难道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好事吗？举例来说，过去我们曾经以"破四旧"之名对传统文化的洗劫，以及今天一些地方以"拉动经济消费"、"加强旅游文化建设"名义下对传统文化的摧残，这难道不和一个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缺席有关吗？


　　再以文学经典为例，我们根据西方的文学观念，固然重新发现了原本上层社会弃如敝屣的小说，重新发现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伟大著作，但是，这种原本是异端的文类，难道没有其缺乏传布主流文化积极价值的先天不足的毛病吗？梁启超攻击这些作品不出"诲淫"、"诲盗"二端，语虽偏激，何尝没有一些道理？我们的正典里何尝有类似于维吉尔《伊尼德》、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这样一些正面肯定主流价值的叙事性鸿篇巨制？在一个立足于叛逆、颠覆、革命，简言之立足于破而不是立的现代性叙事构架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厚重内敛，难道不恰好构成铺张扬厉的文化激进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吗？


　　而且依我看，薛涌先生对于"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未来会得势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很明显，现代化建设与文化现代性有如齿轮般啮合(其相互之间的对抗本身也是其啮合的一种方式)，并没有为中国传统经典预留太多空间，后者已经变成了还剩下顶多可作花瓶点缀之用的屠龙之技。这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民族认同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困境。这或者是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涌动的原因。但急于融入到美国社会的薛涌先生的焦虑显然是另一种。当稳稳地获得合法性的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普遍主义的方式被建构为常识时，"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这顶大帽子只好赠送给我们中国人了。

mona7

喜欢！ 只没了那份心思和精力。
打算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基础和修养。

不会游泳的鱼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读经"，偶个人是深刻认同这个观点的，所谓读不读的争论，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位王生，破而不立，没有指导下偶愚民那个那个关键"到底该如何读经"，又拿辩证统一的那一套来糊弄偶，火起。 [M07]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读经——对蒋庆读经理念的批评
作者：王晓华 2004-8-14 3:10:50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世纪中国 【原文地址】 b40550c

　　围绕读经的争论渐趋深入，对话的双方都表现出理性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在讨论已经到了一定深度后，我认为必须区别开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否应该读经和应该如何读经。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与蒋庆和刘海波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在第二个问题上我的立场与他们恰好相反。

　　中国的儿童是否应该阅读古代的思想经典，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汉语是中国人的精神之家，最大限度地拥有汉语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解决好革命与传统的关系，造成了汉语文化史的断裂，其消极影响在其后逐渐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境中，蒋庆等人提倡中国儿童诵读历史上的思想经典，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也赞同中国人——不仅是儿童——要多读中国的思想经典，以便尽可能地将悠远的汉语文化传统整合为当下的精神资源。但是阅读经典有多种方式，可以视之为不可怀疑的正统，也可以批判性地读经，这两种读经方式之别是前现代阅读和现代阅读之别，因而是必须加以区分的。蒋庆和刘海波等人提倡的诵经法无疑属于前一种，这是我绝对不能赞同的——它确有致人蒙昧之嫌。

　　蒋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他所选择的诵经者是"蒙童"。"蒙童"自然需要启蒙，启蒙的教材和是他遍选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可是诵本中的《易经》、《中庸》、《孟子》有许多高深之论，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所理解不了的。他认为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先接受：

　　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先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田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不仅在儿童阶段要被圣贤义理之学单向地充塞，长大成人之后仍要"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如此一来，诵经者的生命历程岂不是被圣贤义理之学所预先决定了。不是他为传统赋义，而是他被传统所决定。在他决定读经的刹那，其生命就成了圣贤义理之学的注解。这是来自传统的决定论。然而这种对怀疑的禁止和对权威的单纯信赖态度，恰恰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即人们"像着了魔一样崇拜古代，崇拜哲学中伟大人物的权威"，其结果必然是使人心趋于顽固，令文化创造走向停滞。中国人用这种方法读了两千年经，所收获的结果众所周知，蒋庆等人在二十一世纪重提旧的读法，当然也难以结出新的果实。现代的教育法与蒋庆和刘海波所提倡的方法恰好相反，主张普遍怀疑和理性之思，所传授的乃"我思故我在"这个人本学真理。与之相应的启蒙也不是单向地用圣贤义理之学充塞自己的心灵，而是康德所说的"从他自己造成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以便"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现代人，读经只能是批判性的，它的主导意向是读经者对经典的怀疑、反思、扬弃而非相反。从这个角度看，蒋庆和刘海波等人在如何读经问题走错了方向，他们固执的前现代立场在今天理应被否决。

　　如何读经蕴涵着一个子问题：读什么经？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强调自家选本的正统性，即他所选择的都是纯正的圣贤义理之学。所谓纯正，实即儒家文化的别名。他注解的15万字经典，俱是儒家的代表作。中国历史上其它的文化经典——如道家——则因为不符合他的正统标准而未能入选。名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却只收儒家经典，本身就表现出狭隘的排他性。不知道这是否符合蒋庆先生所说的圣贤义理之学？如此不宽容的儒家中心主义立场真能引领中国文化走上复兴之路吗？倘若所有中国的儿童从小就形成了以一家学说为尊的立场，那么，未来的中国该会是什么样子呢？

　　意味深长的是，蒋庆为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的诵本是《孝经》和《诗经》。对于《诗经》的选择，我无异议，但让儿童刚受教育便读《孝经》，却是我不能不忧虑的。《孝经》第一章就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短短几句，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家族本位意识就已经显露无遗。至于第五章所说的"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则有支撑专制主义的意味了。对于这样一部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书，现在的儿童能单纯地相信乃至依赖吗？教师在讲授它时是否应该持怀疑、批评、扬弃的立场？答案恐怕不用我说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回到古希腊文化时，吸收了后者的理性主义、民主意识、科学精神而摒弃了其等级观念，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能走上复古、尊古、从古的道路。事实上，以超越的态度阅读经典，不仅能发现其欠缺，还能使其内在的光明涌现出来。《孝经》中固然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家族本位思想，但其中"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第十五章）的执着精神完全可以吸收到现代民主文化语境中。如果教师在引导儿童诵经时，能着重解释这类句子，中国的儿童就能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生成独立自主精神，对传统的接受就可以与现代人格的形成合为一体。这样读经，恐怕是任何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反对的。

　　中国人——包括中国儿童——是否应该读经，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无须争论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读和读什么。蒋庆等人所主张的封闭的、非批判性的、独尊儒家的读经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完全相悖，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读经运动既然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就应顺应现代教育的理念，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融入其中。其目的也不应该是造就毕生注释圣贤之说的旧式书生，而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当代中国人。这才是读经运动的正道所在。

不会游泳的鱼

[M24] 帖的差不多了。。。撤 [M41]

阿正的舅舅

QUOTE Create By 不会游泳的鱼 At 2004-10-20
[M24] 帖的差不多了。。。撤 [M41]

读 [M15]

yina

经，有人读，有人不读，从来如此，为何要来讨论？ [M10]

春风沉醉

国庆期间，花了叁瓜俩枣的钱买了本http://www.jsw.com.cn/zk/gb/content/2003-05/26/content_283403.htm [与名家一起读经典]，后面有个近代以来二十多位学者分别开列的中国人国学最低限度读本，看了一下，十之八九素未谋面，汗~~ [M13] [M13]

lindows

我觉得读不读不是问题，读哪些以及怎么读才是真正的问题。

zhms

读是要读地，背是要背地。但是不贪多，把一部搞通了，倒背如流了，读进去了，再读其他。

一粒尘埃

中国之所以成为古老的文明古国，得益于她是个农业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先民们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决条件，农业取得成功的地区必定是文化最先繁荣的地区，因为只有在社会出现剩余食物时才能去供养一部分人从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去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产生于春秋时的儒、法、墨、道等学派的代表们，恰恰是这批人。
1萌芽阶段
真正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管理体系的是孔子。孔子出生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礼崩乐坏"时期，社会的动荡使他第一个总结了奴隶社会的管理经验，并用大半生的时间去传播这一经验。这个管理体系的核心是"仁"。"仁"字由"二人"组成，意为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认为，人的关系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五种，由此扩展开的管理思想即仁爱、仁政、仁义，将整个社会统率起来，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规范，在管理整个社会群体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与"仁"相辅的是"中庸"，的管理方法，即通过"执两用中"的手段来消除相互矛盾，避免内部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可以说儒家思想的萌芽是它最终适应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结果。
2定型阶段
孔子的思想只是个雏形。真正使儒家思想体系发挥了作用的是孟子。孟子不仅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用游说上层统治者的途径使儒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落实。孟子将儒家的"仁"和"义"结合起来论证，同时又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看待。当梁惠王问他"何利于吾国"时，他直言不讳："何必曰利?有仁义而已"。且认为"上下交征利，国之危矣"。孟子的管理思想核心是"爱民"，他主张用仁爱去管理经济，管理百姓，达到富乐民生的目的。"仁者无敌"是孟子思想的最高境界。自孟子后，儒家管理思想逐渐定型并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3发展阶段
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其实最终都没有进入上层统治阶层。真正作到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并成为统治阶级一份子的，是汉代著名管理思想家董仲舒。西汉初年，社会动荡，学派林立。以"无为"，为根本的"黄老思想"占支配地位，但西汉统治者急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于是发源于农业土壤的儒家思想再次被统治者所吸纳就成为了必然。董仲舒以儒家理论为根基，却作了前人未有的尝试：一方面他吸收了法家思想，用"尊君卑臣"的管一理论替代了自孔孟以来的"民贵君轻'，；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将"天人合一"，的理论溶入儒学，形成了一套以儒家为中心、贯穿着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对稳定中国3000年的农业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成熟时期
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自宋以后，中国人变得忧患、内敛、理性，且谨小慎微。这种理性内敛的民族性格导致宋人的关注点由社会本身上升为宇宙本源。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对儒家的管理学说进行了再次的整改，他们以孔孟的道德学说来管理社会，以宇宙、天理来统治人的内心世界，"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一管理思想的最高准则体现，也由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在社会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首次上升到了哲学境界。

一粒尘埃

从儒家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两点，一是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间或也有其它学派管理思想的出现，但儒学思想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其它学派的理论只是给儒学"输血"而不能替而代之。二是儒家管理思想虽也在不断的整合、扬弃着自己的观点，但总体的内质并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探寻它的根源，挖掘它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认清我国管理方式的利弊，找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之路。

1注重统治的内质
中国是个具有3000年封建管理历史且管理得很"成功"的国家，这种管理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程序上的。说是管理，更多的是统治。最初的儒学创始人都把"爱民"当作管理思想的核心，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民贵"，只是统治人民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更不是"民主"。如果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中还有一点"民"的闪光点的话，那么自汉代以后这种思想就萎缩消失了。汉代经济学家晃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认为"民者，在上如何牧之"，直言把百姓当成可驱牧的犬马；董仲舒干脆用"尊君卑臣"，的管理彻底取代了"民贵君轻"，使封建朝廷将国家的财、政、军、文高度集中为一体，不仅将"民"，经济文化都纳入一统中，连思想、心性、伦理也概莫能外。到了宋时，经几代儒学大师的努力，终于建立起了集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整体管一结构。在这种管理结构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落，自上而下的统治无处不在，"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解放后很长时间内我们的政府部门、国家企业中的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管理方法的残余。

2注重道德的内质
注重人的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正如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传统。"尽管"德"，的内容随封建社会改朝换代也在不断地变化，但"重德"的思想一直存续在上层管理阶层中。儒家所谓的"德"源于孔子提出的"仁"，由"仁"泛延开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兄亲、弟梯"，成为做人最基本的标准。中国管理阶层历来把"有德"视为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关键，乃至于仅仅因为"子孝"，就可进入上层社会(如曹操)。与重统治的内质不同的是，"重德"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还是上下统一的。被管理者往往也把是否"有德"，当成评判管理者的标准，他们可以接纳一个有德无才的"清官"却无法理解一个有才无"德"的严格的组织领导人，这种"重德"的内质使中国人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3注重人情的内质
中国农业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其管理的方法。土地是固化的，要求为之服务的人也是固化的。孔孟用"五伦"构建社会结构，同时又用互动的关系来规范"五伦"的往来，如"君臣关系"，的"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这种"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关系就叫"人情"。它使中国人在处理事项时有一种强烈的回报心理——"人情"处理得好，可以让一个平庸的管理者赢得"士为知己者死"的出奇效果；反之，也可以使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陷入四面楚歌无力自拔的窘态。古代君主常用的"爱民如子"的恩惠，及解放后我国企业中一系列的"送温暖"的管理行为，都是注重人情的种种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组织内部的和谐，使管理变得顺畅无阻。

4注重群体的内质
和西方注重自然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注重人文。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是对个体的注重而是对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注重。儒家学者总是将宗亲关系推延到社会，再把社会看成一个家庭，认为人是不可以脱离群体。《战国策》中的子仲先生就因为"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而被赵威后列入了"必杀"的行列；儒学大师荀子指出："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牛马不能群也。"因此，与其管理某一个个人不如管理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而管理一个群体比管理个人要容易得多。这方面中国历代统治者可谓禅思竭虑，比如"诛连九族"，就是用"九族"的身家性命来制约个人；为顺应这种管理方式，国人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较有效的一是当官"出则事公卿"，二是联姻"入则事父兄"，尽量让个体隐没在群体中。这种注重群体的管理方法使汉民族作为一个大整体一直延续至今，虽几经战乱分合，最终没有分裂成像欧洲那样若干小国。

一粒尘埃

个体的"人"是民族文化代代沉积的载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000年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已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底，完全剔除、否认传统文化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上一世纪，中国儒家文化受到了两次较大的冲击一次是世纪初，激进人士首先对儒家思想提出质疑继而完全否定；另一次是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一大批致力于民族企业振兴的有识之士，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经验模式，力求替代儒家的传统文化。但我们又看到，新的认识新的方法诞生的同时，旧的管理思想并没有主动退出历史。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重新认识。我们历来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扬弃"态度是有待商榷的。真正值得"扬"或值得"弃"的内容只占一部分，更多的是需要改造和整合。如果抛弃本民族那种注重伦理、看重感情、依附集体、遵从领导的心理模式，用西方文化去重组国人的认识，不仅是有悖历史的，也是做不到的。

一粒尘埃

我们只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使之逐渐溶和于传统的理念中，才能顺应民族的承受心理，继而焕发国人热爱自己民族、效力于自己民族的热情。也正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任重而道远。

一粒尘埃

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所谓"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地之间人为贵"，都是这个意思。这种思想直接引申出以民为本的思想。
由此出发，传统民本思想多方面地讨论了如何得民心的问题。孟子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说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与人民同忧乐，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还提出"制(置)民之产"的主张："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它从生产资料的角度，关注人民物质生活问题的解决，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一粒尘埃

二、尚贤任能
以人为本的思想直接引申出重视人才、尚贤任能的观念。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认为人才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管子》曾提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争天下必先争人才"。荀子也曾提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个百业兴盛，国泰民安的盛世，这与统治者开明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以人为本"、"礼贤下士"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现代，随着人力资本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企业越来越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涵。
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在用人问题上也提出过精辟的见解。孔子曾提出："无求备于一人。"他认为，君子"使人也，器之"，即量才录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即对人求全责备。墨子提出："尚贤者，为政之本也。"他特别强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使是农夫、工匠也应做到人尽其才。《吕氏春秋•用众》中提出："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世间虽无完人，但如能量才录用、发挥互补效应，就能成就别人无法成就的大事业。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尚贤"、"尊贤"、"举贤"、"用贤"等注重人才的思想非常丰富，有许多关于人才的理论在过去诸侯争霸、富国强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当代成为现代企业兴旺发达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