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笛音乐”钢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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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笛音乐

中国音乐家介绍

伯牙

中国春秋时代的琴师。先秦典籍所录士阶层中，最早以名传世的音乐家。《荀子·劝学》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可见他琴艺之高超。《吕氏春秋·本味》有钟子期听伯牙弹琴的记载。当伯牙弹琴而志在泰山时，钟子期道：“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时，钟子期道：“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根据这一记载，后世传为知音难遇的美谈。演变为小说以后，流传为伯牙姓俞之说，实无根据。后世以为琴曲《高山流水》即伯牙遗作，亦来自上述故事。

伯牙故事又有“海上移情”之说（见《太平御览》引《乐府解题》）：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拨琴而作《水仙操》。从此伯牙成为天下之妙手。这一故事亦见于《琴操》，但并无先秦文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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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

蔡邕 Cài Yōng字伯喈 Bo Jiē，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圉人也。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中国汉末琴家，博学多才，精晓天文、音律、书法、文章，并善琴艺。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论朝政得失而获罪，被流放。董卓专权时，官左中郎将，卓被杀，邕亦被捕，后死于狱中。音乐著作相传有《琴赋》1篇、《琴操》2卷和《琴经》（已佚）1卷。据宋朱长文《琴史》引，邕在《琴赋》中除言及左右手弹琴姿态外，还提到《鹿鸣》、《梁甫吟》、《别鹤操》、《越裳操》、《楚明光》等曲名。

《琴操》的作者是否蔡邕尚有争议，其中提要性地录叙了汉前47首琴曲的作者和内容，有讹误不确处，但对了解汉前音乐情况仍有参考价值。相传蔡邕曾作琴曲5首。《乐府诗集》引《琴集》：“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并宫调，蔡邕所作也。”

蔡邕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而且还培养的一位颇受世人关注的琴家，即他的女儿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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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夔(kuí)

   中国汉魏间音乐家。汉末的雅乐郎，三国魏的太乐令协律都尉。字公良。河南县（今河南洛阳）人。生卒年不可考，主要活动时间是东汉中平至魏黄初（184～226），前后40余年。事迹见《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晋书·律历志》等。雅乐郎官职不见于《汉书》、《后汉书》有关职官的表和志，当是从事音乐演奏的近于乐工的雅乐职官。杜夔于汉末灵帝（刘宏）中平初年在太乐里任此职，中平五年（188）因病去职。目乡后，虽然州郡官员备礼征召，均谢绝不去。后因避乱逃奔荆州，依附荆州牧刘表，受刘表之命，为汉朝天子配制雅乐。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投降曹操，杜夔也到了曹操手下，任军谋祭酒。参预太乐事，并受命创制雅乐。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220～226）任命杜夔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成为雅乐的主管官。杜夔深通音律，丝竹乐器无所不能。在给曹操创制雅乐时，查考历史材料，揣摩表现内容，精心研究，还制造乐器，恢复钟、磬等古乐，同时依靠能唱雅乐歌曲的邓静和尹齐（一作商）、能唱宗庙祭祀歌曲的歌师尹胡、能跳文舞、武舞的舞师冯肃和服养，并取其所长补己之短。在当时动乱的社会中，传统的乐律和乐曲皆已失传，杜夔只能依照当时的尺度，暂时完备乐律制度，并传授了传统的雅乐歌曲：《鹿鸣》《驺虞》、《伐檀》、《文王》等4首。当时的铸钟工柴玉，以其奇巧的手艺赢得曹丕的宠爱。但所铸的钟，声音高低大都不准确，在杜夔的严格要求下，几次毁了重铸，因此心怀不满，反说杜夔主观。虽然曹操认定此事错在柴玉，却惹恼了曹丕。后曹丕又因杜夔不愿意为他在客人面前奏乐，借故将杜夔免职，使他郁郁而死。他的学生邵登、张泰、桑馥等都做到太乐丞（太乐令的副职）。《三国志》载：“其好古存正莫如夔”，对他在雅乐上的成就给以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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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jī康（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  

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  
稽康-广陵散
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王戎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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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彦钧

（1893？～1950）

中国民间音乐家。人称阿炳，江苏无锡人。父名华清和，是无锡洞虚宫道观偏殿雷尊殿的当家道士，精于道教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阿炳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训练，学会了演奏笛子、琵琶、二胡、鼓等乐器，15～16岁已成为无锡道教界一名出色的乐师。1918年左右，华清和去世，阿炳继为雷尊殿当家道士。这时他对民歌、戏曲等有着强烈的爱好和追求，拜了不少民间艺人为老师，学习、掌握了大量民间音乐，这对他以后创作特点及演奏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约1928年，阿炳双目失明，时人因称其为“瞎子阿炳”。由于社会动乱，道产亦变卖殆尽，阿炳开始了流浪卖艺生涯。他的大部分器乐作品出于这个时期。“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阿炳常常在无锡崇安寺等地演奏救亡歌曲，编唱时事新闻等。阿炳的流浪生活，使他大量接融到江苏南部的民歌小调、丝竹乐、锣鼓乐、锡剧等，对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新鲜而生动的素材。但阿炳的创作不是这些民间音调的简单组合，而是创造性地加以丰富、发展而有别于当时的民间音乐。他所创作的3首二胡曲：《寒春风曲》约成于20年代末，《听松》约作于30年代初，《二泉映月》约作于30年代末。这些作品表达了阿炳对辛酸的现实生活的沉思，也寄托了阿炳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阿炳留下的3首琵琶曲，即《昭君出塞》、《大浪淘沙》和《龙船》。

阿炳的二胡演奏细腻深刻，深朴苍劲，多以短弓见长，滑音的演奏给旋律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在琵琶演奏上，他也有很深造诣，左手触弦坚实、右手以大指开板为特点，气质淳直、粗犷健朗。阿炳以自己的创作、演奏（包括编唱新曲）等，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表现了被压迫阶层在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

阿炳创作与演奏的器乐曲数量较多，但大多已散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抢录了他的3首二胡曲和3首琵琶曲，辑有《阿炳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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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jiāng kuí（约1155～约1221）

中国宋代音乐家和词人。字尧章。别号拈花惹草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童年失去父母，在汉阳的姐姐家，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爱好音乐文学和书法。成年后屡试不第，奔走四方，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他有忧国忧民之心，对当时的政治表示不满，支持辛弃疾抗击金朝统治者的事业。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白石路过曾擅金兵两次破坏的扬州，所见断井颓垣，使他感融万端，写出著名的《扬州慢》曲谱和歌词。合肥也被金兵蹂躏过，白石在那里写出《凄凉犯》，反映了“边城一片离索”的荒凉景象。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真实的史料。白石一生处在矛盾的心情中不能自拔。他对自己的幕僚生活感到厌倦，却又处处依附统治集团，留恋那种狭隘空虚的生活，因此，忧郁凄凉便成了他的音乐和文学创作的特色。

南宋宁宗元三年（1197），白石向朝廷进《大乐议》，论列古今乐制，提出整理宫廷音乐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的著作《白石道人歌曲》中，保存下来的乐谱，有琴曲1首，《越九歌》10首，词调17首，共28首。琴曲《古怨》是减字谱，可弹奏；《越九歌》是律吕字谱，已经标明不同的音高；词调是工尺旁谱，流传中多有讹误之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见解。词调17曲中，除《醉吟商小品》和《霓裳中序第一》是传统大曲的摘篇，《玉梅令》是范成大的作品以外，其他词调都是白石自度曲。在自度曲中也可能有吸收民间音乐而加工改编的。这17首歌曲是历史上重要乐种“词乐”的可靠实例，反映了当时作曲技巧的一个侧面。1949年后，近人杨荫浏在调查研究五台山《八大套》和西安鼓乐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白石旁谱，将它全部翻译出来，编成《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一书。对此，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译法。

天山雪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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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帮顶一下。呵呵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天山雪莲12 发表于 2010-6-22 12:17

   还真是不知道你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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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公元前77～前37）

中国汉代律学家，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东郡顿丘（河南省清丰西南）人，本姓李，字君明，改姓原因不明，史传只说他“推律自定为京氏”。曾就学于孟喜门人《易》学家焦延寿，元帝时立为博士，有志于革除朝政弊端，因劾奏石显之党而被杀。

京房在律学史上是一个上承先秦、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人物。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推演三分损益法而成的、扩大应用变律的“六十律”学说，同时提出了否定管律、采用弦律的理论与方法。这对于秦汉以来独尊三分损益十二正律、独尊管律的传统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因此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律学史上早就存在先秦已经使用变律的说法，但从文献记载上看，在京房以前并无使用变律的确证。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古乐器的乐律研究之进展。始知先秦确曾广泛应用变律，原非纯用三分损益十二正律。但就西汉时先秦钟律的失传与京房变律限用三分损益法来说，“六十律”都不是单纯地因袭旧法，而是一种创造。

京房变律的生律法是自十二正律中的最后一律“仲吕”起，继续采用三损益法产生第十三律“执始”，用同一方法产生各律至第六十律“南事”止，借其中第五十四律“色育”只比出发律黄钟高出3.61音分，解决了“色育”均七音在听觉上合于黄钟均七音的旋宫难题。

京房的立说根据中有些附会之说，来源于焦延寿“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前汉书·列传》）的理论。

“分六十卦”，按京房自己的说法是：“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值日用事”，则为古代律历相通之说：“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均见《后汉书·律历志》），使六十律各当5～8日不等，周而复始，可合366天一年之数。这些附会于八卦、历法的部分，比起他在律学上的实质性的创造只是一件神秘主义的外衣，后世的律学家有人在东汉至南北朝间发展了他的卦、历之说，推演为律管的“候气”试验；但更多的律学家则接受了京房律法的合理核心，从他的创造性中得到启发，在中国律学史上引起了多方面的探索。

京房的六十律直接引起了对待变律问题的3种不同主张。第一种是六十律的简化，即在十二正律之外限用六个变律：晋荀勗的十二笛律所得各音基本上即京房的前十八律，宋蔡元定的十八间律实即同一抉择而采用了全同京房律的比率；第二种是六十律的继续扩展：南朝钱乐之、沈重从六十律扩展为三百六十律就是极端的例子，第三种是六十律的否定，南朝宋何承天至唐祖孝孙、五代王朴诸家的主张则是在否定三分损益变律的基础上化繁为简，复归于十二律的制度，从而确立了探寻平均律的新倾向。因此，先秦钟律失传以后，从汉代到宋代凡有关律制与旋宫法上的种种探索，几乎尽在京房六十律所提出各种问题的包容之中。上举诸家之说，直接、间接都有京房的重大影响。

京房在律学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他提出的“竹声不可以度调”（律管的发音不能为一定调高提出度量的数据）之论。这个论点明确表示未作管口校正的律管长度不足以用作准确数据；除黄钟一管可用作音高标准外，包括黄钟律在內的比率数据，均应采用律准的弦长数据为准。这是律学史上首次阐明弦律与管律问题的重大成就。

《后汉书·律历志》所载京房管律数据，只是以弦律数据为准的反映，既不意味着京房不懂管律与弦律的区别，更不意味着京房已经明确解决了管口校正问题。京房的成就在于提出了管律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律学史上的影响，出现了使用正律器的3种途径。第一种是遵用弦律。直接继承了京房弦准传统的是北魏陈仲儒；律学史上沿着这一途径而发展的则有五代王朴律准与明朱载堉的律准。第二种是改造管律。晋代出现了用经验方法解决管口校正问题的荀勗笛律。第三种即京房本人采用的 、以弦律为准而虚拟管律的做法。南朝梁武帝的“四通”（四具弦准）十二笛（十二支律管），所谓“用笛以写通声”的方法，本质上应用了京房的原则。京房在管律弦律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如他的“六十律”一样，在中国律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成为后起诸家极富启发意义的同一发端。

东汉马融《长笛赋》还记述了京房改进西北民族乐器“羌笛”的事例，“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说明京房不仅精通《易》学，长于辩证思维，善于抓住律学问题上各种对立统一事物的关键，从而可在正、反诸方启发后世；而且还重视音乐实践，具体到在乐器制作上也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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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

（685～762）

中国唐代音乐家。685年8月15日生于东都洛阳，762年卒于长安。712年被立为皇太子，同年受禅即皇帝位，即唐玄宗，在位44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次年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他被尊为太上皇。758年由蜀返长安，幽居西内宫苑，于762年抑郁而死。

李隆基酷爱音乐。6岁能歌舞，显露出音乐资质。少年时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他精于多种乐器演奏，如琵琶、横笛等，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他对唐代的音乐制度做了多次重大改革，调整了原九部乐、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他设立梨园，扩充教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艺人；吸收和容纳外来音乐，提倡俗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唐乐气派。

在8世纪上半叶，就世界音乐范围而言，李隆基堪称是一位少有的作曲大师。唐南卓《羯鼓录》曾说他“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他一生中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甚多，其中大部分是器乐独奏曲、合奏曲和大型歌舞曲。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面貌。其作品均已亡佚无存。根据史料记载，这些作品大都是他在710年以后创作完成的，正是盛唐到中唐转折时期。

李隆基即位前所作《还京乐》、《夜半乐》，是为了纪念他所主持的诛杀韦、武朋党集团的宫廷政变而作的。他即位后，任用得人，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并创作和改编了为数不少的宣扬君权神授、歌颂文治武功和太平盛世的音乐作品，如《圣寿乐》、《小破阵乐》、《光圣乐》、《文成乐》等等。李隆基长于“法曲”风格，喜欢采用“游仙”题材，他本人参与创作、改编的有《霓裳羽衣》、《凌波曲》、《紫云回》等。艺术上，历代多有赞赏之词。在李隆基的音乐创作中，占比重较大的要推羯鼓曲。羯鼓原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隋时传入中原。由于李隆基对羯鼓的特殊喜好，视其为八音领袖，故多为之谱曲，如《春光好》、《秋风高》等，多被载入史册。

李隆基晚期多思念之作。被后世称道的追忆马嵬坡之行的《雨霖铃》，怀念贤相张九龄的《谪仙怨》，史料中或指其为玄宗自制，或谓乐工奉命而作，都与李隆基主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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