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 回忆录（转载）

peter

让我从头说起吧，因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面的观点。以我来说，这些早期的经验，终将引领我以太极来解析这世界：人与政府的关系、男人与女人、老师与学生、工作与生活。
　　
　　很多人问我，我会练武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其实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是后来才变调皮的……。家里有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我两岁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是老幺，母亲从不许我去游泳或骑自行车，任何有危险性的活动、或只是稍微有点危险的运动，通通不允许。当同年龄的孩子在街上玩耍，我这乖顺的好孩子只能待在家里面。"不许碰！"当大人们这么告诫我，我连摸也不会去摸一下。"不准吃！"我就连沾都不会去沾。这就是我早年的回忆，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即便开始上学了，我也还不会骑自行车，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我却一直到14、15岁了才学会骑车！游泳、滑雪……这些小孩子们早就会玩的玩意，我一样也不会。因为母亲下了禁令，我就决不会在她背后偷偷试。
　　
　　我八岁了才上小学，比别的小孩子晚了一年就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很受老师们喜爱。可能是因为我很诚实，又很听话。老师们因为太宠爱我，还让我当体操小老师，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才能当小老师，帮老师维持秩序、记录出席情形……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每班都有阅读小老师、数学小老师，不过当上体操小老师，要每天带领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做课间操。
　　
　　所以我每天都站在学校的领操台上，带着全体学生做体操："1.2.3.4……2.2.3.4……"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每天上午第二堂课的下课时间，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在操场排好队，大家开始随着扩音器放出来的音乐，一起做国家规定的体操。而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领操台上，很严肃地："1.2.3.4……2.2.3.4……"我不知道受老师宠爱是好还是坏，不过我觉得每次考试都能拿到一百分很不赖，而且是每一学科都满分。
　　
　　有几次考试的时候，我忘了加上破折号或小数点，就拿到老师面前交卷了，她会问我："你确定你要交卷了？你确定你都想清楚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已经解答好的试卷范本，"你真的确定要交卷了？"她追问："都检查好了吗？"
　　
　　"呃……呃……"我快速地浏览一下考卷，或许我的试卷真的需要再修改一下，我马上赶回座位修正。唯独音乐课让我很棘手，因为我天生五音不全，每次唱歌音都抓不准，我这一生中，一直没办法抓到音准。我知道我不会唱歌，老师也很清楚我不会唱歌。到了期末考……每个学生都要个别唱歌，我在一旁等着上场，越来越紧张。"我死定了，"我心想："逃不掉了。"可是我又想保持我完美的成绩，你看，我是很认真的学生吧。一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写完了作业才会吃晚饭或出门去玩。如果作业没写完，我会很有罪恶感。可是不管怎么努力用功，也提高不了我的唱歌技巧。
　　
　　终於，音乐老师叫了我的名字（该死！），我站起来。"李连杰，你今天喉咙痛对不对？"我吃了一惊："啊？"这是我逃走的好机会！可是我母亲教导我不可以说谎，所以我张着嘴站着，心里很困惑。
　　
　　"啊？"
　　
　　"如果你喉咙痛，就不必考试了，坐下吧。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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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1年夏天开始学习武术，学校刚延后了一个月的暑假，政府当局不希望小孩子因为无所事事而在街头四处乱跑，所以我们被送往现在的北京体育学校。每一区所有的国小学生──一区大约有十五所国小左右──都被送往体育学校开始一个月的暑修。他们先随机的编排：一年级第一组到体操班；一年级第二组学游泳；一年级第三组踢足球；一年级第四组学武术等等。不知什么理由，我被编到了武术班，我对武术一点概念也没有──我们当中没一个晓得──不过老师说你要学，那就得学！
　　
　　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同样被编列成班，所以每种运动大约有一千名学生叁加，一到六年级都有。在假期当中，每个人要花两个半钟头接受训练，不过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反正大部分的小孩也没其他事可做。
　　
　　秋天学校又开学了，武术班的一千位学生当中，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也就是说，他们被通知不需要再回去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段有趣的暑期经验；但是我们这些被选中的20位学生，则是被告知每天放学后要再回去继续接受训练。有几位学生被选中，成了学校大肆吹捧的骄傲。我记得我念的国小只有五六位学生被挑选，唯独我是一年级。千中选一，让我在班上成了风云人物，别人都被剔除，只有你是最特别的！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要求继续接受训练，不过这感觉真的很棒！
　　
　　从此，每天放学后，别的小朋友排好队准备回家，我则是孤单的等四五年级学长来接我，因为我年纪还太小，要由高年级来带我，一起走十五分钟的路到体育学校去，其他学生总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也很享受这种滋味。
　　
　　不过几天的训练之后，我开始想："嘿，等等┅这太蠢了吧！"新奇感慢慢消退了，我才明白："别的同学都回家去玩了，而我却要去另一所学校再上两个小时的课！不公平！"我开始反省这荣耀的代价。
　　
　　总之，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学生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又经过另一次重要的筛选。剩下的四人加入了其他十位学生，这十名学生从去年寒假就开始习武了。训练越来越严苛，冬季来临，我们却只能在户外练习，因为没有室内设备。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的手经常痛的不得了。练习击掌时谁也占不了便宜：如果你拍的不够响，就会挨骂。如果拍出声音了，手会痛的你快疯掉。
　　
　　一年过去了，我也九岁了，开始准备叁加我的第一场比赛。事实上，这场比赛是继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家级武术比赛。技术上来说，这是没有官方名次或奖项的比赛，根本不算是标准的竞赛，比较像是大型的武术示范。只有一个奖项会被颁出：最佳表演者会被认证为"表现杰出"。於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最佳运动员都想前来一展身手。比赛在济南举行，山东的省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离开北京。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因为可以坐火车。不过我的母亲却很心疼，舍不得让他的小儿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发那天早晨，她开始啜泣，这让我觉得很难受，开口说那我不去了。不过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我还是出发了，而且尽了最大的能力表现。
　　
　　结果我蠃得了杰出表现奖。
　　
　　回到北京之后，我突然收到一份通知，告知我从现在起只需上半天课。我当时只想到，这太棒了！哪个小孩子不想少上点课？其实我的训练表增加份量，是有特殊理由的。当时中国正卯足了劲主办一场很重要的外交活动：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乒乓球冠军赛。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很重大的活动──就像奥运一样重大。当然，这并不是奥运，但是你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形，没人注意到中国，中国对外国闭关了好几十年；现在他们却从其他国家、其他洲邀来一些选手来中国比赛。不必多说就知道政府当局对这乒乓比赛有多重视了，事关文化上或政治上的尊严。
　　
　　为了开幕仪式，主办单位计画了一连串艺术表演项目，来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华：京剧、舞蹈，当然也有──武术。我们这组排定了五个表演项目，而我要表演其中的三项。过重的练习让人很疲累，可是祖国期待着我们完美的演出。我们排练了招数和套路不知多少次。
　　
　　比赛活动在北京最大的体育馆举行，我还记得我们出席了12次个别的场合，为了让长官来视察排演并评价。每次都会有个高阶长官在一旁下评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导。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为代表，在人前表演的压力，一点犯错的空间都不可以。
　　
　　等真正的表演开始，我猜我们平日的努力带来了好的结果，长官们根本无须担心，我们是那么努力练习，即使真想试着搞砸表演也很难。后来国家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人（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不过已经隐退了）。想想看：被选为国家武术表演的代表，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而且听到他称赞你的表演，那在中国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更别提这对一个九岁小孩是多么兴奋刺激的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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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赢了第一面国家级比赛的奖牌后，我就不需要再上学了──连上午的课也不必上了！他们要我搬进体育学校的宿舍，从那时候开始，一整个礼拜都得住在那里接受训练，只有星期六能回家，星期天晚上又要回宿舍，一到星期一早晨，又开始接受训练。
　　
　　我对训练课程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苦。那真是超乎寻常的严苛。
　　
　　我们有大约十三名学生接受同一位教练的指导（译注：李连杰当时的教练是北京武术队的吴彬教练），每天早晨六点整，我们会被一阵刺耳的铃声吵醒。
　　
　　铃铃铃──！
　　
　　在九十秒内要着装完毕，到操场上排好队，立正站好。一个小时的练习后，才有机会刷牙、洗脸、吃早餐。八点半继续练习，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吃过午饭，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不过那不表示我们可以休息。因为这所体育学校在北京太有名了，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热门叁观景点。我们其实很想在饭后睡个午觉，不过通常正当我们睡着了，就被广播叫醒──"观光团来了！"只好赶紧爬起来，到外面为外国观光客表演，这种事多到我都不想记得了。
　　
　　吃过晚饭后练习又继续展开，通常从七点半开始。晚间练习唯一的好处是，我们终於可以在室内体育馆练习，上午与下午，我们得在户外训练，体育学校只有一所体育馆，其他运动项目取得了白天在室内练习的优势：早晨归体操队使用，篮球或排球则是分到下午等等。武术队只能利用晚间，趁着其他人回家的时候使用。晚间练习从七点半练到十点──有时到十点半，我们的练习时间通常一天长达八小时，真的很辛苦。
　　
　　当时中国还很穷，不但常常停电，还要分批限电，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力维持整个北京的用电，所以每星期中的每一晚，都会有某一区停电，我们这一区是星期五。整个世界在星期五晚上变得漆黑一片，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没有灯也就没有练习──多美妙啊。我们都等不及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五的晚间练习停了好一段时间，差不多成了一项惯例。
　　
　　某个星期五晚上，正当我们在享受休息时间时，突然听到突兀的声音。
　　
　　铃铃铃！！！
　　
　　就是那恐怖的铃声！虽然觉得困惑，大家还是赶着到操场去。教练看了我们一眼，马上对我们大吼大叫。没人换上运动鞋，大家都是穿着拖鞋就出来了，连衣服也邋邋遢遢的。就像一群没纪律的小兵，被严厉的士官长询问："枪他妈的都到哪去了？你们穿这个也叫军鞋吗？"
　　
　　"好啊，"教练吼着："你们以为今天晚上不用练习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心底想着，可没人敢真的出声反驳。
　　
　　教练叫大家都回去换上鞋，然后又破口大骂我们动作太慢。处罚就是在月光下跑了好几圈操场。跑了很久之后，教练叫大家慢跑进入体育馆里。
　　
　　"可是体育馆里黑漆漆的┅"大家心想："进去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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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家都排好队了，教练──这个厉鬼、可恨的人！拿着手电筒，就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点出十三个位置。"你┅站这。下一个┅站那边┅"然后关上手电筒。"好──开始练！"
　　
　　关於我们的练习，有一点你必须先了解，我们都很重视武术┅不过，只要一逮到机会，没有人不想趁机偷懒，教练就只有一双眼睛，怎么也没办法同时监督每个人。
　　
　　如果教练正盯着你看，压力就来了，动作一定要优美、有力、准确。不过当他背对着你时，手臂就下垂了，招式也七零八落的。一旦他又转身看着你，不可思议地，飞踢也漂亮了，出拳更是有力，可以下腰，也能侧翻，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武术的典范。
　　
　　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有灯的话──大家都会像平日一样偷懒，没有人会笨到失手。不过，在一片漆黑中，没人能预料手电筒会在什么时候打开。万一教练突然把手电筒照着你，而你又刚好在偷懒的话，下场很难想像。我们所体验的是真真实实的恐惧。在一片漆黑的体育馆中，根本没人看的见我们有多么努力┅┅我反而练习得比以往更加彻底。
　　
　　一直到我失足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突然踩错了步┅可能是地不平，结果我扭伤了脚踝。那痛楚真是难以忍受，但是我更怕那该死的手电筒，所以一刻也不敢停止练习，还是跛着脚继续练。
　　
　　终於，操练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有例行训练，我的脚还在痛。
　　
　　中午为观光团表演，我的脚依然很痛。
　　
　　当天晚上又得为另一团观光客表演，我的脚疼得越来越严重。
　　
　　终於忍到星期天回到家，脚已经没办法走了，肿的像个发酵的馒头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敢开口。
　　
　　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了解到，抱怨伤痛只会让教练指派你去做另一套更吃重的练习，让你悔不当初。比方说，如果有学生说她伤到了手臂，能不能让她休息一下呢？"嗯┅"教练会这么说："没错，你的手臂要好好休养。不如你改做腿部训练？"然后踢腿两千次。
　　
　　不管你拿什么理由来规避操练，教练永远有十种替代方案来反击你。他不会管你的伤是真的还是装的，他就是有办法找出与受伤部位无关的各种练习法。"你膝盖痛？好，你不必跑步了，改做一千下仰卧起坐。"新的任务往往带来更大的痛苦，忍着膝盖疼痛跑步可能还好一点。抱怨只会让自己更惨，从此你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星期一我回到学校，走路时脚跛的很严重。看了我脚受伤的状况，教练让我改做上半身的运动。於是我站着，面对镜子，乖乖地打拳。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位教练来叁观课程训练，他注意到我一个人在角落，於是停下来问我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块练习。
　　
　　"我的脚受伤了。"我回答。
　　
　　"哦，所以你才在做手臂的练习动作啊。那么，让我来看看你的脚吧。"
　　
　　当他看到我的脚踝竟然肿的像火腿时，把我的教练拉到一旁说："或许你该带这小孩去医院，看起来满严重的。"
　　
　　当X光片照出来一看，原来我的脚骨已经折断了。
　　
　　我竟然顶着一条断脚练习了整整两天──就因为我太害怕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想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重大伤害。至少我现在能拿这段往事来开玩笑了。
　　
　　从腰部以下，我被一层大塑胶石膏给裹住。
　　
　　这么说我终於可以休息了，对吗？
　　
　　想都别想。
　　
　　接下来几个星期，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天天背着我去操场，他会帮我就定位，然后我就站一整天做手臂运动，一千下、两千下┅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训练场地，这是规定！练习结束后，那位同学再过来背着我回宿舍，几个星期来都是如此，直到我的脚痊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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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被选去叁加另一个特殊课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次的经验将逐渐改变我看待世界的角度。中国政府正在实行优秀武术选手的选拨计划。挑选的过程花了好几个月进行。同在一组人要一起接受训练，然后由教练剔掉不够好的选手，这道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直到教练们对留下来的选手都很满意为止。最后只剩下三十个人作为最后的班底。
　　
　　我们的第一项大任务是代表中国（以及两亿的武术人口）到美国做一趟亲善之旅。如你所知，这是项意义非凡的拜访，因为当时中美关系还很敏感。
　　
　　为了准备这趟前往西方国家的旅行，我们被安排叁加各种巨细靡遗到惊人地步的训练课程，我所说的不光是武术训练──这个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一次，我们要学的是西方应对进退的社交礼仪。不仅要学习如何用刀叉用餐，还要懂得上哪道菜该用哪种刀叉。以及用餐时的种种细微礼仪：无论如何刀叉都不能碰到盘子，嚼菜时不能露出牙齿，或是粗鲁地用牙签剔牙。
　　
　　老师还指导我们搭机时的合宜举止与态度：怎么登机以及怎么安静地坐好。我们还学了接应电话的标准礼貌对话，当美国人问问题时怎么听、怎么回话，当我们突然面对大批群众时该怎么反应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好复杂。这样的礼仪课程还长达半年！除了这些繁琐的礼仪，还得学会所有的武术套路，我们的表现必须完美无瑕。
　　
　　当课程接近尾声时，我们都兴奋地不得了，终於要启程开始这趟亲善之旅了。我们预定要拜访美国的四个城市：檀香山、旧金山、纽约以及华盛顿特区。
　　
　　从北京出发，先抵达香港，再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进行半个月的武术示范。然后再飞往夏威夷，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不小心成了滑稽场面的主角┅不过在当时，差点就演变成国际事件。
　　
　　在檀香山机场，我刚好看到在飞机跑道上停了一架飞机，机身印着"中华航空"。华航在当时（现在也还是）是由台湾公司所经营，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於是兴奋地大叫："哇！看，是中国来的飞机！是中国的飞机！看呀！大家快看！"
　　
　　立刻有大人过来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吼了一句："够了！"
　　
　　咦？
　　
　　当然，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可是在七○年代中期，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连最基本的区隔政策都没有，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
　　
　　而我，我只是以为那是来自中国的飞机而感到兴奋而已。当大人喝阻我时，我马上明白我做错了事，吓的要命，以为我一定会被赶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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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显然是被列为高度保护的一群，包含随行人员在内，整团一共有44人，然后再加上26名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保镖，一位保镖要负责监看两位小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美国警察一路跟着我们。没人知道大陆人到美国会出什么状况，所以有巡逻车在前方开路，数百名警察试图隔离围观群众，或许有人会被这场面吓到，但是我却觉得很好玩，我从来没这么靠近警察过。
　　
　　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调皮。大部分的小孩，在进入武术学校以前都很调皮，但是慢慢地，纪律会让他们变的服从。我则是相反。本来一直是温顺的小孩，长大了却变的捣蛋好玩，甚至到了厚脸皮的地步。事实是，离家快一个月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胆子也越来越大，例如，我对保镖的配枪很有兴趣。虽然官方规定保镖们不许和我们交谈，我还是缠着保镖问他能不能让我靠近看看他的枪或是拿看看。我特别记得我老是试图开保镖的玩笑，因为我年纪轻、个头又小，一起走路时，我习惯拉着他的衬衫走，他走在前头，我就挂在他身后，而我的身高刚好给了我靠近他腰带的优势，也就是他配枪的位置。"哇，好酷哦！"每次我摸到他的枪时，都会引起他一阵紧张。
　　
　　我还记得我每天至少要这么捣蛋一次。
　　
　　真是有趣的回忆！
　　
　　在中国经过严格的餐桌礼仪指导后，对餐桌摆设我们可是训练有素，每个盘子──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都配有一套刀叉及奶油碟。这种刀只能用来抹奶油、那种要和别的一起使用，每一种器具都有专门的功用。我一直深信，如果用错了刀叉就会让祖国丢脸，同时我的前途也跟着毁了。说老实话，要我们这群小孩子应付一堆刀刀叉叉，还真是有点伤脑筋。"千万不要忘了餐桌礼仪。"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但是一会儿之后，我们注意到那些保镖──在一旁和我们一起用餐──根本不管什么餐桌礼仪，他们抓了鸡肉就直接用手撕开，没有人小心翼翼地用刀叉切，而是张开大口就咬了┅我们都看的目瞪口呆。
　　
　　你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礼仪标准吗？是一套承袭自英国白金汉皇宫的系统，与英国皇室用餐时所使用的范本，就是那么正式的礼仪。
　　
　　就座时脚要并拢，手臂绝不可以靠着桌子，要好好地摆在膝盖上，当主人上菜时，不可晃动，等主人拿起刀叉时，你才可以跟进等等。
　　
　　总之，我们来美国前已经准备好要完美无暇地表现。
　　
　　可是，接着我们便发现所有的食物都事先准备好了，摆在长桌上，而且得自己拿盘子绕着长桌选菜，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再回到自己的座位用餐。
　　
　　看看右边，我们听到大声喧哔、咀嚼食物的声音。
　　
　　看看左边，盘子撞击出声，人们翘着二郎腿坐着。
　　
　　所有用餐的礼仪都被违反了──而且根本没人在乎！
　　
　　我们体验了美式用餐风格，非常轻松自在。
　　
　　每个我们看见的人，都吃的西哩呼噜，刀叉随便使用。我这才了解到我们学的每一件事，并不一定都适用於这社会。在11岁那年，我开始思索──至少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性。
　　
　　过去在学校，我们被教育："中国是好的，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西方国家是堕落的社会，美国的东西都是邪恶的。"然而当我们置身於西方国家中，无法不意识到西方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异──而且不尽然都是缺点。
　　
　　"哇，这里好多汽车哪！看，那楼好高啊！天啊，美国人在自家后院就有游泳池耶！"
　　
　　每天都是一连串的惊喜。
　　
　　没人敢说出口──"嘿，这地方真不错！"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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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所学的相反，我发现美国人也不全是坏人。我们和美国官派保镖的相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他们都很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冷酷无情。当他们拉你回到队伍里，是因为他要保障你的安全，只要不脱队，他们人都很好。除了全心投入职务，对我们也都很亲切。这让我很难打从心底相信以前大人们所教的："美国人都是阶级分化的敌人，一个也不能信。"
　　
　　当我们抵达纽约，我开始怀疑我们住的饭店房间是不是真的都被美国政府装了窃听器，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有一天，觉得无聊，我对着电话（没有拿起话筒）说："喂，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然后我转向镜子说："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最后，我跑到花瓶那里说："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番。然后有个人过来通知我们该准备晚上的表演了，我也完全忘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饭店后，我一推开房门一看，差点被吓死，我的保镖也是一脸惊愕。
　　
　　摆在桌子上的正是巧克力、冰淇淋和香蕉。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赞助者送的礼物──队上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一定是巧合，只是恰好礼物和我渴望的东西一样罢了。我马上冲去其他人的房间检查，"喂，你们桌上有没有摆着礼物？"
　　
　　没有。
　　
　　只有我的房间有。经过这次意外，我变的比较小心翼翼了。
　　
　　访美的最后一站，也是旅途的最高潮，就是华盛顿首府。队上只有少数被挑选的人可以在白宫的草坪上表演武术。表演完后，我们被正式介绍给美国的政界高官，然后一起摆好姿势合照留念。我还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森站在我的女队友旁，而我则站在基辛格旁边，就在此时，尼克森转过头对我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要不要来当我的保镖啊？"
　　
　　"不要，"我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大家都哑口无言，周围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死寂。
　　
　　没人想到我竟然会给了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最后是基辛格开口打破这片沈寂："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一直到几天后，在访美的行程接近尾声的一场外交餐宴上，有人拿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我才知道我们的白宫之行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图文并茂地报导整个过程，还奇怪着究竟赤色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年纪那么小的代表，回答问题也能这么充满爱国情操。至於我给尼克森的回答，中国官方自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对我大大地赞扬一番，这小孩真是太聪明了，能说出这样爱国的回答！
　　
　　又一次，我的表现获得了满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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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国外访问表演，我们还得到一项意外的好处--每天五元钱的津贴补助。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块手表--一块真正的瑞士手表--送给我的母亲。在当时的中国能戴手表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进口手表的价钱尤其昂贵；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必须节省几个月吃饭的钱才能买到一块瑞士手表。当我把手表送给母亲时，她非常高兴的抱着我夸我是好孩子。
　　　　回国后，比赛便来到了--这一次是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年底，我参加了全国青年武术锦标赛。"青年"意味着参赛选手都在18岁以下。我猜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官方举办的全国比赛的冠军。
　　　　第二年，中国开始为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而做准备。全运会相当于国内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所有的运动项目：游泳、体操、田径等等，每四年举行一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三次（50年代举办过两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全国运动会，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政府对此相当重视。
　　　　于是我又有了新的训练任务，压力也随之而来。因为我刚取得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人们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就我本人而言并没想那么多，因为有许多运动员比我更加刻苦，尤其是一些成人。但是赢得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使我跨越了年龄的限制，我开始参加各式各样青年和成人的比赛。我，一个12岁的孩子经常与二三十岁的大人们一起进行较量，我开始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随着全运会的临近，我的教练突然停止了对我的教课，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开始在全国寻找知名的武术专家来教我，这就好象上大课串讲的感觉。他们在给我上课时都没有我的教练要求那么严格。
　　　　这是一种解脱!我指的是我的教练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不仅仅是我-所有队友都非常怕他，我们经常会受到教练的惩罚。但是这些武术大师们却没有那么严厉，他们给我上课时非常严肃，解释得也很清楚--这个动作怎么做，那个动作怎么做--但他们从来不惩罚我。这是一种全新的变化，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其他人都照常训练。
　　我走运了！我逃离了惩罚！不再有人罚我了！
　　　　1975年5月，一个重要的邀请赛在昆明举行，参赛者来自八个大城市。这次比赛将邀请全国的精英运动员在一起切磋技艺，本质上是全运会的热身赛。比赛有五个武术项目，我获得了其中一项的冠军。事情朝好的方向进行着。
　　　　人们真正的聚焦点还是在北京举行的全运会上。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既担心又期盼它的到来。运动会开幕的前三天我还在体育馆里进行最后的训练，虽然只是训练可我还是很认真的在进行着，要知道这次比赛是多么的关键。
　　　　终于，我踏上红地毯开始了马刀项目的比赛。刚开始我就出了意外，我不小心在自己的头上砍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最可笑的是我居然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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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们又开始了世界巡回演出。我们的亲善巡回演出团在欧亚非和中东的许多城市进行了演出，每到一个城市总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事情。当我们在伊拉克时，气候非常炎热--大约50摄氏度。中午时的天气尤其让人难以忍受，午睡前我们会把一桶水倒在床上，然后在湿床单上睡觉；一、二个小时后被单就被烘干了，我们又爬起来继续往床上倒水。当然宾馆服务员并不知道这一切--我们秘密的进行活动！
　　　　1977年巡回团来到非洲，这里的酷热的天气也成为一个问题。所有的节目都被安排在晚上进行，大约是十点钟左右；白天的演出对于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室内体育馆，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大白天坐在太阳下。甚至到了晚上气温也是异常的高，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饮料，并在里面加上冰块。一天晚上，表演完一个节目后，我冲到后台拿起一瓶饮料咕咚、咕咚一下子喝掉了大半瓶。由于太黑而没有细看，喝完后，我突然觉得有些头晕。
　　　　他们很快发现原来被我喝掉的是一瓶香槟！结果那天晚上我不能再继续接着表演了，他们只好另找人来替代我。
　　在旅程中，我们到各个国家都是乘坐飞机。有一个非洲国家只有两架飞机，其中一架是喷气式小型客机--总统和政府官员乘坐。最初我们被安排乘这架飞机，但当到达机场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总统正在使用这架飞机；于是我们只好乘坐这个国家的另一架飞机--一架货机。
　　　　唔，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难道不是吗？就象戏中演得那样--货机非常大和空，货机的尾部停在平台上以便装货。我们从飞机的尾部登机，飞机里没有象客机里一样的软垫座位--只有两排长的金属长椅。男孩坐在左边，女孩坐在右边，我们就象跳伞兵一样面对面的坐着。我们觉得非常好玩，这真是一个奇特的飞机！然后有人在座位前拴上结实的绳子。他们在干什么？这当然不是安全带。只有两条长绳子而且绳子离我们很远。
　　　　很快就有了答案。
　　　　飞机的后门还没有关上，我们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声，接着一群母牛和羊被驱赶进机舱的中央。
　　　　我们惊讶得差点跳起来！多么奇怪的货机呀：北京武术队在两旁，牲口在中间。我们坐着，他们站着，整个行程中我们隔着绳子互相观望。
　　　　关于这次旅途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为了保证旅客的舒适，客机上有噪声缓冲音和减震器；而在货机上没有这些设备，震耳欲聋的响声和巨烈的颠簸充斥了整个旅途。幸亏路程不太远--只花了40分钟就到达目的地。当飞机着陆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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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在非洲参观表演的二个月里每次乘坐飞机都发生了许多飞机"戏剧"。几个月前有一架DC-10型飞机坠毁，所有的国际机场都对这一型号的飞机进行检查，导致许多航班的延误。一次，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一架非常古老的飞机上去，这架飞机的门关不上；最后只能用绳子来将它拉上。
　　最后我们的旅程结束了，送我们回国的飞机来自中国舰队，一架波音707。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访问中国结束后乘这架飞机回国，我们搭乘这架回程飞机飞回中国。在经历了二个月的颠簸后，我们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飞机回到祖国了。我们从卡麦隆起程，途中在扎伊尔稍作停留然后回中国。
　　飞行途中非常顺利，我们准点到达扎伊尔。但没过多久我们发现飞机在跑道的上空徘徊又徘徊，就是不降落。而且我注意到空姐们也不在飞机过道里走动了，只是默默的坐在她们的座位上，脸色苍白。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 为什么他们不动了呢？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机场就在下面。为什么飞机不着陆呢？最后，一名空姐拿着一些纸和笔分发给大家。这是让每个人写遗嘱！
　　　　飞行员最后解释说：飞机着陆的齿轮出了问题。后轮是好的，但前轮不能够减速。怪不得我们听到一阵阵咔咔嗒嗒的声音，但是不敢问这是为什么。
　　　　说句实在话，我没在学校里念过几天书，而且也很少写信。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去使用钢笔。我开始着急起来--不是因为被告之要写遗嘱，而是因为不知如何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下手。对我来说，这相当于一次笔试！我不知该写些什么，书信的格式是怎样的呢？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坐在那儿冥思苦想了至少有十分钟，突然我来了灵感："对！在文章的开头我应该写艺术或'遗愿'。"但我记不得"艺"字该怎么写了，于是我向旁边一个心乱如麻的大人有礼貌的问道："老师，您能告诉我艺术的"艺"字怎么写吗？"
　　　　"神经病，"他头也不抬的回答道。
　　　　我非常生气。
　　　　好，就算你不告诉我也不能随便骂人呀。
　　　　当我回过头去看时，觉得非常滑稽。其余的人都在为即将来临的死亡感到苦恼，只有我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嗨，有谁知道'遗嘱'两个字怎么写？"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要死了，我一点也没感到害怕。我太着急了，怎样才能把这页纸填满呢？
　　奇迹发生了，故障被解除了，飞机安全着陆。
　　　　后来我才感觉到一些后怕，当下飞机时我觉得自己的腿有些发软。
　　　　飞机场巳被封锁-到处都是士兵，消防车、警车、水笼带、救护车都早巳准备就绪，只等行动了。
　　　　这是旅途中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

peter

因为我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话，中国政府认为我为中美关系做出了特殊贡献，所以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一些国宴，我也曾被邀请参加一些来访国外官员的欢迎会。当福特和卡特来中国访问时，我做为机场迎接队伍中的一员。慢慢地，中美之间的冷战关系开始得到缓和。
　　　　因为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价值，中美双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敌人。比如，1974年我们表演团第一次去美国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美国人由于第一次充当我们的保镖，彼此都很紧张。
　　　　但当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些资本主义敌人原来都很友善和正派，他们也觉得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不是疯狂的思想家--实际上我们都是相当可爱的孩子，于是大家都开始放松下来。一旦人没了戒备心许多有趣了事情都会在不经意间发生，美国保镖们开始学会说一些中文。当旅行快结束时，我与我的保镖巳经混得很熟了。一天，我拉住他的袖子急切地说："我要去卫生间！"
　　　　他想也没想用中国普通话对我说："别着急，我马上为你找一个卫生间！"
　　　　我笑道，"哈，你也说中文了！"他非常地不好意思。
　　　　在香港时美国保镖们随时跟着我们，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坐下来观看我们的表演，在这之前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了保卫工作中。当最后一个节目表演完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40多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哭了。
　　　　我仍然记得一名美国保镖用中文发表的一小段演讲："在这一个月里，虽然我们天天跟在你们身边，但却从没机会看你们的表演，也不了解你们--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两国之间也没有深厚的友谊。也许就象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这样，这是一次冒险，但谁会在意它呢？我们愿意与你们交流！"
　　　　我们看见了他眼中的泪花，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但这只是相处了一个月后产生的感情。我们的心巳连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很难过。
　　　　几年后福特总统来华访问，我作为欢迎团成员之一到机场迎接他，并且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接风晚宴。人民大会堂可容纳几百张桌子，我边吃边四处张望，突然我的视线定格在一个人的脸上。
　　　　这个人就是曾经在香港告别演出会上发表简短演说那位美国保镖。
　　　　我非常吃惊并且欣喜若狂，就象遇见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我非常大胆的喊了一声："嗨！"
　　　　这时我发现他前面二、三张桌子边坐的美国保镖全是熟悉的面孔，他们同样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开始对我叫到："嗨，在这儿！"
　　　　我们都有同一个愿望--拥抱在一起。
　　　　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正在参加一个正式的国宴。当他们站起来时，发生了一阵连锁反应--二十、三十、四十把椅子倒下去。当时中国的便衣，美国的保安人员乱作了一团。
　　　　在这种最高阶层的晚宴上，便衣警察都分散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美国人并不知道谁在监视他们。但每个便衣都会负责监视一个人，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当我突然站起来，美国保镖突然跳起来时，每个人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欢呼声中伴随着警铃声。
　　　　转过身一看，我发现有一些人非常紧张的望着我，有人甚至巳拔出了手枪。
　　　　非常尴尬的我朝众人点着头："唔，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坐下。美国保镖们也同我一样向他们的同事示意并没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误会，慢慢地人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关系紧张和互不信任的年代，来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人们可以超越彼此的差异，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

peter

下面是英文版的，应该可以看得明白吧！
杰崽很不错的说。[微笑][微笑]

peter

Back t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 rule that performers and athletes who represented China abroad were not allowed to keep any gifts valued at more than RMB10. If the gift--for example, a pen--was worth less than RMB10, you were allowed to keep it. But you had to relinquish the extravagant gifts to the nation. All of us on the Beijing Wushu Team who went abroad frequently were familiar with this rule. It was just a fact; we never questioned it.
　　
　　In 1976, we were invited to perform in the Philippines. At that time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and his wife Imelda were ruling the country. They received us at the Palace and were our official hosts. Wha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s that in the Philippines, there were many people who tried to ingratiate themselves with the president by giving gifts to his guests. The more lavish the presents, the higher status they could achieve.
　　
　　As part of the team's visit, we were taken on a tour of the capital. I remember that we entered a clothing store, and the proprietor exclaimed, "Oh, you're the president's guests, aren't you? Everyone, pick an outfit--it's yours, I insist." Well, nobody had any objections to this! So we all picked out an article of clothing that we liked. This was great!
　　
　　Next, we toured a shoe factory, and the owner said,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everybody with a custom-made pair of leather shoes. We'll take your measurements now and we can have them sent to your hotel in two days." This offer was very tempting,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d never seen boots before in China. So everyone was measured for a pair of leather boots. We were thrilled to own these fashionable new shoes. There were many other presents like that during our stay. We were so happy!
　　
　　After the performance tour was over and we returned to China, we were told that we had to turn all of this loot over to the State--because, of course, the monetary value of each of those items was far more than RMB10.
　　
　　No!
　　
　　These were things we felt we had earned, things we had our hearts set on keeping! Moreover, they had been especially tailored for us--what use would they be to anybody else? Not a single one of us was willing to give up our precious new possessions. We were extremely upset. Our emotions were spilling over.
　　
　　But what could we possibly do?
　　
　　This is what we did?
　　
　　We all dressed up in our new clothes, went outside, and started rolling on the ground.
　　
　　You want these gifts? Fine, TAKE them--torn up, ripped up and dirty.
　　
　　It was a very adolescent form of protest, but then again--I was 13 or 14 years old at the time. Just imagine it--all these teenagers dressed up in nice clothes wallowing in the dirt--even the 17 and 18 year olds.
　　
　　Next, we all put on our leather boots and went out to the field to play soccer, trying to scuff them up. When we finished, we noticed that they weren't nearly worn through yet, so we just sat there and kicked at the walls, grinding those handcrafted boots into the dirt. We spent the whole day destroying our possessions in spite.
　　
　　The next day, our coach called us together for a special meeting. "Team, you all worked really hard on this last tour and made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 And I know that you were not happy about having to give up the presents you received in the Philippines. So I decided to apply for a special exemption on your behalf. And in light of you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m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agreed--just this once--that you can keep all your gifts."
　　
　　You should have seen our faces when we heard his words. There was no joy in the room. Not a single bit of rejoicing. Slowly, we filed back to our rooms. Slowly, we did our best to wipe down the tattered boots.
　　
　　You couldn't have told us earlier?
　　
　　Just one day earlier?

peter

In 1979, we went to England to perform. Our hosts were very friendly and welcomed us enthusiastically. As usual in those days, they held a big banquet in our honor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people who held the reception toasted us with beer; when they offered me some, I said, "Sorry, I don't drink alcohol. I'll have cola instead."
　　
　　They replied, "Alright then, for every bottle of beer that we drink, you'll have to match us with a bottle of cola."
　　
　　I thought about it. Why not?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ose Englishmen could swig down eight bottles of beer? Who could have anticipated that I would be forced to drink eight bottles of Coca-Cola over the course of two and a half hours!
　　
　　At first, it didn't affect me. But after a while, all those bubbles...I began to feel some discomfort in my stomach as the carbonation began to build. Towards the end, I tried swishing the bottle to get rid of the foam, but it didn't help much. My stomach began to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and bloated.
　　
　　Finally, the dinner came to an end. They put me in a car to take me back to my hotel, but the rocking motion of the car just made things worse. I grimaced each time the car went over another bump. The pain! There was no room in my body for anything besides my stomach. It had distended to fill my entire abdomen. It was a unique form of suffering.
　　
　　The car ride took 40 minutes--an eternity. As soon as I made it into my hotel room, I filled the bathtub with very hot water. I was hoping to steam it off. I alternated between showers and soaking in the tub. Finally, after maybe an hour immersed in the hot water, I began to feel that I could breathe again.
　　
　　So that was my frightening experience with carbonated soft drinks. I swore never to drink that much again. I don't know how American kids do it.

peter

阿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