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敢为台湾跟中国赔练吗？

剑客

美国敢为台湾跟中国赔练吗？

美国人的臭毛病之一就是爱管闲事。这世界上哪儿的事他们都想插一杠子。没办法，他们自我感觉太好，恨不得连在美国扫大街的都觉着自己对世界人民负有很大责任。台湾这么大的事，美国人能不管吗？美国人是想管。美国人做梦都想管。美国人恨中国恨的牙痒痒。可俺就是不信美国人有胆子敢为台湾那帮鸟人在台湾海峡跟中国人练练真功夫。因为俺真瞧不上美国人那点儿臭德行。
　　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美国人牛的不行。仁川一登陆，周恩来就警告：联和国军不得过三八线，过了中国人就要管。弄不懂美国人哪来那么大胆子，麦克阿瑟那时听了眼皮都不眨一眨：中国人，一边儿玩儿勺子去。接着就是美国人象鸭子一样，从鸭绿江一路跌跌撞撞地被中国人赶到了三八线。最后就在三八线，美国人，照他们自己的话说，终于赢来了体面的停战。大伙说，美国人心里恶心不恶心？恶心透了！这不但是给美国人丢人，因为美国人领导联和国军，这简直就是给全世界人民丢人。美国人对朝鲜战争，不但不能提，想都不敢想，那就是美国人的恶梦。
　　到了六十年代，美国人又在越南玩了一把。前后把几十万大兵送到南越。周恩来又警告，美军不得过北纬十七度线。美国人记打，就真不敢过。最后杀羽而归。美国人又在越南弄一窝脖，还让中国人帮著越南人揍下了成串的美国飞机。
　　
　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要还想在这世上继续杀人放火，就不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真干。这么着，美国人从此真长本事了。自打八十年代，美国人就开始火了。一串胜仗打下来，美军所向批靡，如入无人之境。美国人兴奋之余，又开始吹牛Ｂ，又开始满世界叫板。
　　
　　可谁要是真仔细瞧瞧美国人这二十年打的那些胜仗，保准泄气。数数挨美国人打的那些个国家，有一个能打仗的没有？格林那达，海地，巴拿马，索马里，苏丹，利比亚，伊拉克，波斯尼亚，最后是南斯拉夫。俺真服了美国人，就这战果还吹牛Ｂ呢。像格林那达，海地，巴拿马这样的美州袖珍小国，美国派几百海军陆战队就能把人家总统堵在被窝子里头。索马里，苏丹人饿得肚皮都贴上后脊梁骨了，哪有精神打仗啊。伊拉克还算有点军队，可阿拉伯兄弟最多只会玩玩汽车炸弹什么的，手里头能打飞机军舰的家伙也太惨了点儿。就连仅有的那几棵飞毛腿导弹，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净是臭的。从天上掉下来顶多能砸死个把倒霉的。就这个，美国人还觉着是遇上对手了。调兵遣将紧忙活了小半年，还得招呼上一帮打手群殴人家。群殴完伊拉克，肯定是过了瘾了，尝到甜头了，就又群殴人家南斯拉夫。不就是透着对手没力气还手吗？
　　
　　美国人把白挨他们打而绝对还不了手的小国，穷国，弱国都叫无赖国家。在家呆腻歪了就开上飞机上这些国家转上一圈儿。先饱揽一下人家的大好河山，然后一摁电门，把带来的炸弹导弹一股脑全仍下去，过足了瘾打道回府，下面连一样够的着他们的东西都没有。这活儿爽啊。可美国人也不自个掂量掂量，这是打仗吗？要是美国人管这些都叫打仗，以后美国人想入伍没准儿得排队买票，还得打破脑袋。本来吗，你打游戏机还得买票呢。
　　
　　俺怎么看美国带一群喽喽群殴伊拉克南斯拉夫，怎么像一大流氓带一群小流氓光天化日之下蹂躏一无助的妇人。一边发泄一边还跟围观的人们一个劲地说这女的是个臭婊子，特流氓特操蛋特不是东西特欠揍。干到兴头上，连加拿大这样的也忍不住从众大汉之间挤进去，伸出小手，捏捏人家屁股沾点儿腥。俺怎么也整不明白，美国的将军们也都是带把儿的大老爷们，十几年净打这样的烂仗也不臊得慌。是汉子就拉出来打点儿轰轰烈烈像模像样的。台湾海峡就能打出轰轰烈烈像模像样的仗，可美国人敢打吗？一成天在街上欺负弱小的流氓，人们还能指望丫干出什么轰轰烈烈像模像样的事来？
　　
　　美国人这些年打仗打出毛病来了。一要盟国支持帮衬群殴对手，二要随心所欲控制战争规模和时间想歇就歇，三要不受皮肉之苦追求零伤亡。这三条搁台湾这地方哪条都没戏。第一，在中国家们口跟中国人练功夫，连膀美国人最紧的英国都得打退堂鼓。香港是英国人的心头肉，骟了英国人的心头肉，英国佬除了弄了点儿鸡鸣狗盗不上台面的把戏都没敢跟中国人犯葛，指着他们帮美国人为台湾拼命，那是梦话。日本人是有点真想动，可日本人要是敢动，就照着丫本土炸弹、导弹、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毒气弹、细菌病毒、爱滋病弹大大的伺候，一点儿也不能含糊。让这孙子自己掂量去把。一句话，美国人要想在台湾玩玩儿刺激的，别指望别人，就准备跟中国人单挑把。第二，台湾就在中国家门口，中国人高兴什么时候拾捣台湾这帮杂碎，就什么时候拾捣。美国人一旦跟中国人开练，什么时候歇手就基本由不得美国人了。当然如果美国人跟中国人玩儿到一半，觉得不划算，硬要歇菜遛号谁也拦不住。坑了台湾这干孙子不说，几十年武林打出来的名号，就全赔光了。第三，也是最要命的，在台湾海峡跟中国切磋武功是跟高手过招。中国人虽然手里家伙不济但内功深厚，拿在伊拉克南斯拉夫玩的那套花拳绣腿跟中国人比划不但不顶事，弄不好还得让对手把自己的爪子蹄子都剁了去。美国人也明白，自个虽然牛Ｂ吹的山响，可远没练就刀枪不入的金身。就是凑上八艘十艘航空母舰也就那几百架飞机，还得留下一半防备中国抄了后路。飞过去的那点儿飞机能回来多少连上帝心里也没底。要是不留神真把中国人逗急了非要签了生死簿一战定公母这事儿可就闹大了。总之台湾海峡这场游戏不太好玩儿。一玩儿起来很难全身而退，享受皮肉之苦是在所难免。这皮肉之苦往轻了说是皮开肉绽伤筋动骨，往重了说没准落个半残废。美国弄得半死不活,俄罗斯、德国、法国上来把美国踏死!!那美国永不翻身,俄罗斯、德国、法国也想做老大. 美国完了变它国的殖民地,我们大家去美国瓜分美国公共财产.
　　
　这种游戏美国人敢玩儿吗？美国人是流氓，但是他们不傻

剑客

网络——中国民意窗口


　　中国网民人数在去年底达到7950万，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互联网大国，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比传统媒体更能反映民意。

　　在华文互联网世界颇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方舟子通过电邮对本报说，"互联网是最自由的场所，想要遏制网络舆论，是不可能的"，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媒体能够像网络这样最大程度地表达民意"。

　　方舟子认为，由于中国新领导人重视民意，而网络舆论是集中反映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中国人会越来越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也会越来越开明。

　　在去年沙斯肆虐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不同场合透露他们经常上网。最高领导人也是网友的消息传开后，中国网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欢呼声。在接下来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中，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都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去年∶网络舆论年


　　湖北青年孙志刚去年3月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打死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在中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导致相关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去年8月"犯案累累，手段残酷"的黑社会头目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引起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纷纷撰文抨击司法黑暗，间接促使中国最高人民法院50年来第一次提审普通刑事案，并罕见地推翻沈阳高法的判决，改判死刑。

　　这个现象引起了方舟子的注意。他说："其实类似孙志刚事件和刘涌事件这种令人愤慨、不平的事，以前也多次发生过，在网上也是议论纷纷，但是只是在网上做了揭露、抨击之后，就慢慢沉寂下去了……而这一次，孙志刚事件能导致作案者被惩罚、甚至实行多年的恶法被废除；刘涌事件导致最高法院破天荒提审、改判，是前所未有甚至出人意料的。"

　　因此，他认为去年中国网络媒体的影响力的确是大大增加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网络舆论年"。


网络可以有公信力


　　方舟子谈到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问题时说，网络在总体上不可能具有公信力，但是个别新闻网站要具有公信力是可能的，甚至可以做到比传统的媒体更具有公信力，前提是：一、负责人本身要把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影响力放在首位，而不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二、采编人员的新闻素质要强，能够鉴别新闻的真假、好坏，品味的高低，而且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有敢于揭示真相，不怕得罪人的决心。

　　他也不认为网络媒体会对中国的传统媒体构成强有力的威胁，因为传统媒体都已纷纷上网，而且已经与几家主要门户网站有很好的合作，"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那么即使主要门户网站自己做原创新闻报道，也只是门户网站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传统媒体并不构成新的威胁，反而有助于促进、刺激传统媒体更自由、更大胆地发展"。

剑客

女知青猝死引发惊天动地大返城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 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 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 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 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 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 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 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 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 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 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 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 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 他的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 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 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 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 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 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 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 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 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 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 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 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 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 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 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 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 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 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 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 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 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 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 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 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
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 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 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 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

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 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 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 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团的消息。

"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

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

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

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 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 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剑客

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引起重视，有关报道、讨论时见报端。最近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的清华大学生物系常智杰副教授在履历中捏造论文发表纪录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也有人对"学术腐败"这种提法表示异议，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在2003年年初就曾向记者表示，"把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笼统称为'学术腐败'并不科学"，"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不过，中国学术界的某些不端行为在国际上相当罕见、甚至可能绝无仅有，例如官员纷纷利用权力成为硕士、博士、教授乃至院士，科研机构包庇弄虚作假的成员，研究人员私分经费大吃大喝等等。而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也可见到的不端行为，例如剽窃、一稿多投、伪造成果，在中国学术界之泛滥，也已到了见怪不怪、大多数人都难以洁身自好的地步。因此，使用"国际通行的说法"未免太轻描淡写，不足以体现出中国特色，只有用学术腐败一语，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的堕落程度。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头衔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的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任大学教授，中部有一个省的八个省长竟然全都有研究生文凭，创下了世界之最。但看他们的履历，大多不曾脱产读书过，乃是象征性的"在职读研"，恐怕连论文都是秘书代笔，被称为"假的真文凭"，与"真的假文凭"相映成趣。

所谓"真的假文凭"，并不单单指那些在街头巷尾叫卖的假文凭，更有迷惑性和诱惑力的是那些假的洋文凭。新浪网前主席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文凭事件，使人们注意到美国的"野鸡"大学正在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开拓市场。这些"野鸡"大学虽然往往有大得吓人的名字（例如"加州美国大学"）或名字与美国名校非常类似（例如"伯克利大学"、"南加州大学"、"普莱斯顿大学"），但是是不受美国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皮包大学，没有师资力量和校园，历史又非常短，许多根本就是专门为了在中国"办学"而成立的，然而却能在中国大办MBA班卖文凭，甚至获得中国名校的合作。

与假的洋文凭类似的，是一些归国留学生谎报自己在国外的学术履历，拔高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报道归国留学生的事迹时，往往宣称他们"拒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这种说法早已成了笑话，但是至今没有绝迹，直到最近报道本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陈薇，还说她在美国进修几个月期间，"谢绝了年薪１０万美元的挽留，提前回国"，令那些在美国辛辛苦苦读了多年博士而只能找到几万美元年薪的研究职务的人艳羡不已。前一段时间全国媒体纷纷报道爱国模范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任医师薛毅，其主要事迹是在国外进修不到一年就发表6篇论文，拒绝年薪9万美元的聘请毅然回国。但是我们向其国外导师查证，这一切都是"一个心理有毛病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

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花样非常多。美国医生都是MD（医学博士），中国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到了美国也自称MD，这倒也罢了，然而我们却发现，有的这类中国"MD"回了国，居然继续自称是"MD"、"医学博士"。另外，还有自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实是个普通的经济师）、大银行"副总裁"（其实可能也就相当于副科长）、大公司"首席工程师"（其实可能就是个课题组长）、全国性学会"主席"（那个学会是自己去登记的）、"哈佛大学教授"（其实是在哈佛当TA（助教）或做博士后研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查无此人）、"诺贝尔科学院院士"（自己登记注册的"科学院"）等等，真是无奇不有。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成了商业公司，教授下海让科技成果产业化，由学者变为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走向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到转化成技术应用，往往需要长期的探索，不如假产品可以得到快速的回报，而且一本万利，所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而已。两年前中国就已领先世界跑步进入"纳米时代"，在发达国家还只在实验室里试验纳米技术的时候，中国已满大街都是纳米产品：纳米水、纳米油、纳米茶、纳米布、纳米洗衣机、纳米电冰箱……在萨斯肆虐的时候，则有纳米口罩。珍奥核酸、脑白金、脑轻松、忘不了……形形色色不是药胜似药的保健品此起彼伏。所有这些商业炒作、商业骗局，都有专家包括院士为它们捧场，与商家联合欺骗消费者。

自从论文数成为升职称、提待遇以及获得科研经费和奖励的指标之后，中国学术界就开始疯狂制造论文数。一稿两投极为常见，一稿三投、四投的也不希奇。我们目前发现的最高纪录是一稿十投，堪称又一世界之最。增加论文、著作数量的另一捷径当然就是抄袭了。200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一事引起轰动时，有人很忿忿不平地为他辩护说：凭什么大家都在抄，却要抓他一个人？的确，王铭铭事件除了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之外，事件本身并无什么希奇之处。抄袭别人论文，特别是国外论文，屡见不鲜，有的抄袭者的地位也比王铭铭高得多，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和吴汝康就都被发现把翻译国外的著作当成自己的著作发表。抄袭国外论文，一般是采取英译中的方法，但是也有人居然翻译都不做，直接抄成英文论文，而且还拿到国际上发表，甚至一再这么干的，例如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杨敬安，最终由国外被抄袭者发现、揭发。

上述是一个人敢做敢当，责任分明。也有的是因为合作者、学生抄袭，自己参与署名而被连累上的，例如2003年年初东南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发现有三篇他参与署名的论文为剽窃之作，他就都把责任推到学生头上，声称是学生瞒着他发表论文。但是如果这些论文不出问题的话，顾校长还是会把它们当成自己的论文的。这种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最近就出了一件怪事：同样一篇论文，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和《清华学报》上发表，前者只有一位作者（一名博士生），后者却有三名作者，原作者成了第三作者，第一作者变成了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刘书林教授。

要发现、鉴定抄袭，比较容易，只需要把论文做个对比。但是要发现伪造学术成果则要困难得多，往往需要由合作者首先揭发，经过仔细调查才能确认。最近中科院水生研究所研究员戴和平怀疑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病毒系齐义鹏教授的博士生易国华在合作项目中造假，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有定论之前却又冒出了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几名教授举报齐义鹏教授多次伪造学术成果一事，适逢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令校方颇为尴尬，至今未做出公开的答复。苏州大学杨吉成教授举报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张学光教授公开作假骗取国家科研基金，学校派人调查后确认为事实，但未做任何处理。稍早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贺福初被发现他把国外早就发现、克隆的蛋白质改了个名称，就声称是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从此平步青云。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在申请、使用国家科研基金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一般人更不容易了解到。2003年年初，26名留学归国人员发表致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的公开信，揭露留学人员骗取国家科研基金的现状：有些留学人员并未按规定的最短期限履行义务，却拿着高出全时在国内工作的科研人员几倍的工资，享受着特殊待遇；还有人利用在国内实验室的身份，一再谎报在华工作时间，骗取国内本来就有限的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并不点名地揭发有人身兼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合同要求每年9个月）、基金委杰出青年研究基金（合同要求每年6个月）、科学院百人计划（合同要求每年9个月）数职，控制着数以百万计的863经费，但几年来，此人在国内工作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每年三个月。经调查，此人指的是曾经担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因为破坏他人实验而被开除，后到中国科技大学任特聘教授的姚雪彪教授。最近又有人揭露发生在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另类腐败"：该院院长陈化把七百二十万元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中的四百二十万元作为他们所圈定的一些人的科研经费私分了，这些人为了将刚分到手的经费尽快揣到腰包，纷纷跑到院财务室报销，出现排长队报销的奇观。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搞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又极大。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揭露，并能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总算有了一点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被揭露出来，也几乎对腐败分子毫发无损。在上述例子中，除了杨敬安被开除党籍，王铭铭被开除行政领导职务之外，其他人都未受到任何处理，照样当他们的校长、所长、院士、教授。中国并不是没有专门处理学术道德问题的专门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都有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处理过科学道德问题。在以前它们甚至否认院士当中存在科学道德问题，直到2003年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才破天荒地报告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但是只是笼统地汇报了一下院士遭到投诉的简略情况，对这些被投诉、被确认为属实的院士是谁，隐讳不言，唯一一个被认定投诉完全属实的"1位院士作为导师，其博士生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也未做任何处理，只是由该名院士"作了自我检查"。

学生是中国学术的未来，但是学生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论文抄袭、伪造成果等现象在学生中甚至可以说更为普遍。上举的例子中，有的实际作弊者就是学生（因此成了替罪羊）。一旦导师被揭露出来，也往往有其学生联名为其狡辩。学生造假的危害性远比不上专家学者、学术权威，但是学术道德观的丧失，却不能不使人担忧中国学术的前景。如果不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术道德教育，如果不敢大胆地处罚学术腐败分子、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学术腐败分子，如果不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如果不改变中国的科研、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学术界的面貌会有根本的改善。

剑客

长篇特写：台湾间谍如何相继落网揭密



1月15日，大陆海协会给台湾海基会传去第八名台湾间谍李享隆的资料。加上14日公布的7名间谍材料，至此，在去年12月24日新华社确认逮捕的24名台湾间谍中，已有8人资料被公开,另外16人都在羁押之中。据有关消息，大陆安全部门将按法律程序在春节之后陆续披露他们的情况。
　　据本报独家了解，这24名台湾间谍都是在陈水扁发表有关"大陆导弹"的讲话后半
个月，即去年12月15日大陆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采取的行动中被逮捕的。目前，他们分别关押在被逮捕地区。大陆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凌晨时分，8省市安全机关同时出击，相关台湾间谍悉数落网

　　去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台湾高雄县"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这是陈水扁第一次"精确"地说出大陆导弹部署位置和具体数量。

　　据本报了解，陈水扁这番讲话一出，就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觉，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部署侦查行动，其中第一步就是锁定嫌疑人。由于导弹均部署在偏僻的农村地区，那里商业活动并不活跃。经调查，大陆安全部门很快就锁定了一批行动诡秘、在这些地区出入异常的"台商"。他们虽然公开身份是商人，但进一步调查发现，其行为都与正常商人不符。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后，大陆安全机关确认了他们的间谍身份。

　　为防止这些人对大陆安全造成进一步危害，我安全机关决定采取统一行动，破获间谍网。去年12月15日凌晨，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出动，将这些间谍一举抓获，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逮捕的间谍最多，分别为8人和6人。

　　情报网破获后，大陆有关部门又查出了一些新情况，还在不断地扩大战果。

　　8名台湾间谍身份被公开，他们对自己的间谍活动供认不讳

　　去年12月23日、26日、29日和31日，台湾海基会分别致函海协会，希望协助寻找台湾居民傅宏章等7人的下落。在事隔半个月后，也就是1月14日，海协会正式复函海基会，指称这7人因搜集大陆情报而被有关部门逮捕，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同时公开了7名间谍的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台湾居民傅宏章，男，1956年9月2日生人。近期，广东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傅宏章在大陆搜集军事情报，有重大间谍嫌疑，于2003年12月15日依法对傅审查。经审查，傅宏章对其间谍身份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供认不讳。据傅交代：他早于1989年到大陆经商，因资金周转困难，为寻求帮助，经其在台湾警署工作的同学王庆生介绍，与一个罗姓的台湾"军情局"间谍相识。罗发展傅参加"军情局"，每月薪资4万元新台币，任务主要是搜集广东、江西等地部队调防情况。傅按罗的要求多次向台湾"军情局"上报情报，先后领取间谍经费数十万元新台币。傅宏章现羁押于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

　　台湾居民宋孝濂，男，1964年1月22日生人。近期，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宋孝濂有搜集军事情报的重大嫌疑，于2003年12月15日依法对宋进行审查。经审查，宋孝濂对接受台湾"军情局"任务、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供认不讳。据宋交代：2002年五六月在台湾期间，台湾"军情局"间谍范明鉴和黄妈吉找到宋，要求他潜入海南省搜集军事情报，宋表示同意。"军情局"规定宋的间谍化名为"张小元"。宋孝濂接受间谍任务后，多次到某军港搜集海军情报，并到广东、广西、湖北等地对军事目标进行观测。宋现羁押于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

　　台湾居民张豫人，男，1954年4月11日生人。近期，安徽省芜湖市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张豫人有进行间谍活动的重大嫌疑，遂对其开展侦查工作，并于2003年12月15日对其拘留审查。据张豫人供认：他于1989年开始入境大陆，2000年与台湾"军情局"间谍张正义结识，并按要求到广东、上海等地进行情报搜集活动。2001年，台湾"军情局"批示张到安徽芜湖进行活动，主要任务是搜集芜湖地区的军事情报。2002年元月，张豫人按台湾"军情局"指令接受间谍培训。同年4月，张正式填写了《进入大陆地区执行特种情报工作同意书》。张豫人按照台湾"军情局"的要求，利用住地临近大陆军事要地的便利，向"军情局"报送了大量军事情报。张现羁押于安徽省芜湖市公安机关看守所。

　　其他几名间谍―――王长勇、童太平、林介山和张耿桓也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1月15日，大陆安全部门在上海为李享隆办理了逮捕手续，按规定，要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人。为此，大陆海协会已经把李的有关资料传给了台湾海基会。这也是大陆公开的第八名台湾间谍。据李享隆供认，他于1999年开始进入大陆，2001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情局"间谍林上村结识，并被其发展为间谍，任务是搜集上海及其周边重要军事目标的情报。李享隆根据要求，多次潜入我军事要地。

　　在铁的事实面前，陈水扁当局还在抵赖

　　去年12月22日，香港《明报》率先报道了此事。24日凌晨，大陆新华社也证实，大陆的确逮捕了24名台湾间谍。消息一传出，立即在台湾社会上炸开了锅。亲民党"立委"林郁方说，以往美台官方公布情报的模式，都是以"大约"或"余枚"等概略字眼带过，但陈水扁这次却把详细情况和盘托出。这不只是泄露美台情报合作系统的机密，而且也等于公开宣布，台湾确实在大陆部署了一批间谍。他指出，根据台湾"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一款规定："泄露或交付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妨害军机治罪条例"第2条第一项规定："因职务知悉或持有之军机，泄露、交付或公示于他人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泛蓝阵营因此认为，陈水扁该判死刑。

　　对于指控，陈水扁及台湾情治部门自然极力否认。面对记者的追问，陈水扁反而指责对方"没常识"；吕秀莲则称，陈水扁一定已经判断在选举期间可能有影响两岸安定的因素存在，所以才选择局部透露这样的信息。民进党竞选总部更绝，其发言人吴乃仁竟称，这是大陆的报复行为，是为了转移台湾民众的视线。

　　陈水扁矢口否认，间谍家属求助无门。在与这些间谍"莫名其妙"地失去联系后，家属们纷纷打电话给海基会，海基会先是明确表示受理，后来又一再否认。为此，台湾泛蓝军和主流媒体都痛批陈水扁为了选举，竟然抛出机密情报，完全不顾情报人员的死活，是极端自私的政客行为。有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水扁本来想借捅出"大陆导弹内幕"来煽动台湾岛内的"大陆威胁论"，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这几句话使自己丢掉了在大陆的间谍网，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剑客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全称印度共和国 。面积297.47万平方千米。人口约10亿，居世界第二位。有印度斯坦人、泰卢固人、孟加拉人、泰米尔人、马特拉特人、古吉拉特等10个主要民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印地语、英语为官方语言。83%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余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等。首都新德里。 印度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国家，比方说第一大民族印度斯
坦人（也称兴都斯坦人）尽管人口有2亿多一点，但仅占总人口20%左右，肤色从浅褐到褐色都有，上层较白，下层较黑，而且种姓制度也妨碍了他们彼此把自己当一个民族看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再比方说泰卢固人约有7000万，泰米尔人有6000多万，……总之该国缺乏主体民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而且"各邦主要按照语言和民族进行划分"，民族间的融合度较低，民族和宗教矛盾较为严重（印巴分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民族和宗教矛盾的产物）。另外，印度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阶级矛盾也比较严重，腐朽落后的种姓制度还制约着印度社会的发展……。 因此，印度并不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和文化的民族条件的多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按照民族和语言的历史分布结成的一个缺乏凝聚力的联邦制国家。这就使得一旦印度的中央政府的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它便难以维系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实历史上印度的统一就是松散的，中央政府对各邦和部族的统治远未达到像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府的地步。另外其不少民族历史上就曾建立过自己的王国， 比方说泰米尔人在历史上就曾建立过焦尔（旧译朱罗）、邦迪耶（旧译潘迪纳）
、杰尔（旧译其罗）等国，并于公元13世纪侵入斯里兰卡，在现在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地区（也就是现在泰米尔猛虎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建立王国。另外，中世纪的印度域内王国林立，强国控制弱国，弱国依附强国，依附关系变化无常。 同时，一国之内，王权、政权、地权、税权的分散也是印度封建社会的特点。

在长达300年的德里苏丹统治时期，苏丹虽为中央政权，但是从未统一印度，只不过是一个最大的区域王国，大部分土地仍旧控制在印度教徒的小领主和地主手里。 ……甚至到了近代，土邦还有效地对抗着中央政权。印度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那些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的，其中"补贴金联盟条约"最终瓦解了土邦势力，控制其防务和外交。再往后通过兼并和战争， 才将全印度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现代印度的疆域和统一的形式是对英国殖民时代的统一的统治形式的继承。 作为民族国家，印度是建立在各原属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地区人民"共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需要之中，而且即便是这种共同反抗的过程也不是统一的，于是出现了印巴分治，出现了克什米尔问题，甚至连原巴基斯坦也分列成为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印度在独立之初，还有叁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土邦，最后经历了多次合并和更改，才形成最后
的联邦形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中央政府在独立初期，为了强调统一，行政区并没有完全按照语言区域划分，但是各地区上层和中层阶级强烈要求按照语言区域划分邦域（为了巩固其原有利益），印度政府最后顺应了这种要求。到80代中期才算使行政区划稳定了下来──其中包括将侵占的中国领土提升为"阿鲁纳恰尔邦"。

我想我上面引述的资料足以表明，印度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具有如下严重的缺陷：
1、 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致命的问题是各民族分别生活在不同的行政区域，融合度很低；
2、 印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民对统一缺乏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3、 存在着较严重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如果中央政权被严重削弱，其民族独立运动必然兴起，如果受到外界强有力的支持，这种独立就会成为现实。
4、 印度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的流动水平低，各民族交往相对闭塞， 各民族相互间的认同发展不足，经济上的直接的共同利益并不十分明显。

…… 。

这些缺陷显然可以被中国所利用，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各论坛，关于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中国巨大的威胁的论述很多，甚至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必定使两国在将来兵戎相见，……。关于这些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但是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中国在未来树立绝对统治权所必需的那些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肢解印度。 征服与统治是两回事，占领一个国家与在这个国家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和社会，最终使之与融合为一个国家甚至民族确实存在着极其巨大的不同。这就好比比绑架一个女人跟让这个女人爱上你截然不同一样。显然，征服小国要比征服大国容易得多，统治小国也要远比统治大国容易得多，反过来，小国的威胁也要比大国小得多。印度这个国家虽然贫穷落后，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其潜在的力量是巨大的，尽管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民族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也必然会伴随新的民族冲突的出现，但是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总的来说是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而印度正在逐渐地步入这样的历史阶段。一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文化同一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教育的发展普及了共同的语言（其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印地语），那么，民族认同心理就会大大加强，其统一就会向着实质性的方面发展，届时，再分裂它就困难了。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届时这个国家就会发展得相当强大──比方说我们可以预计印度在10之内肯定会拥有覆盖中国全境的导弹，从而削弱中国的核优势。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和创造一些条件，制订肢解印度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最根本的力量是强大中央政权，这个政权能够对付任何一个地方的分裂运动，并且在心理上震慑这种的分裂运动。

蒙古为什么会从中国分裂出去，说到底，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插足，而是那时的中国经历着清廷覆灭、中国境内军阀混战、日本入侵等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最显着的特点便是中央政权的力量受到削弱并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其在维护统一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要不是英国正巧被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力不从心，西藏是很难保住的。再说苏联的分裂，说到底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包括军人的思想），民族自决权之类的东西极大地助长了分裂运动，另外向各加盟共和国下放权力的措施极大地削弱了联盟中央的权力──于是当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等国家宣布退出苏联的时候，它便终结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再比方说印尼的东帝汶独立运动是一直都存在的事，当时强有力的苏哈托中央政权对付起它来还是游刃有余的，但是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政府内部的分裂使其无法坚定地贯彻自己的政策，军队也对虚弱的总统之类的缺乏信心，这样，镇压起来也不坚决，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印尼的经济危机威逼利诱，印尼也分裂了──这里便体现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惜出卖最高的国家利益的那种极端无耻的嘴脸。

由此可见，经济安全同时也是主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是绝不能忽略经济安全的，更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旨在削弱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的事发生。 西方向中国所宣扬的
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很难说，但是它引起相当长时期的混乱的过渡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必定会出现权力真空，尤其是无法出现一个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政府，这样军队的战斗里便失去了保证。而在这样的时期，统治集团的统治必定是虚弱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需要借助外力，需要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来寻求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在所谓的民族自决权的迷魂药的催眠下，中国难保不分裂。因此，无论西方宣扬他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是否包藏祸心， 但是这种宣传一旦变成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分裂和公开较量，那么，中国便会出现中央政权被严重削弱，内部混乱，对地方的控制力降低的情况，民族分裂主义者将会公然跳到前台，就会在西方的支持下走向独立──而在国内政局动荡的时期，人民与政府一样自顾不暇，于是对分裂活动就不会像稳定时期那样关注，这样，在所谓民族自决权的蛊惑下，分裂的事实发生时国民愿意付多大代价了维护
统一都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己失业许久，度日如年，这是传来新疆宣布独立的消息，而同时西方宣布如果中国政府同意那种独立，便给与多少多少美元的援助，以便改善经济增加就业之类的，你会怎么想呢？也许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民众呢？所以，中国人决不能接受西方兜售的所谓民主自由之类的毒药，不要被其"自发演进"形成的成就所迷惑，在中国，所谓的自由民主是没有自发演进的条件的，一旦实行，政治、社会、经济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中央政权虚弱和分裂将并存──最可怕的是：中国将失去发展的机会，又将不得不经历漫长的恢复期，然后再向前发展。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苏联没有分裂，那么，它即便是经济一直停滞到现在（当然，这不可能），整个前苏联区域的生产力总量也要高于现在分裂后各国经济总量的总和。因此，任何可能走向分裂道路和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都必须坚决反对！ 我这里之所以引
入对中国一旦推行西方那种所谓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的预测，仍旧是服务于肢解印度的设想的，是为了说明强大的中央政权对于类似中国、印度、苏联这样的存在着"民族大聚居"情况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绝对必要性。

因此，要肢解印度，就必须削弱其中央政权。那么应该从何着手呢？ 我们当然没有一种现实的手段来在印度扶持其分裂分子或者鼓动其分裂分子，而且这种支持现在可以被印度政府镇压而变得一文不值。因此，要分裂印度首先要做的不是寻找其内部代言人，而是要先削弱其中央政府。一个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其控制的力量，尤其是对军队、警察这些暴力机关的控制力，当然还包括这些暴力机关本身有多大的力量，比方说设想某个国家的政府军被邻国打得只剩下一小部分，即便他们对政府忠心耿耿，但是由于力量有限，它们也难以担负起维护统治秩序和国家统一的职责。所以，我们想要肢解印度，根本的策略就是制造战机，打垮印度军队，使其中央政权威信扫地，无力维系其统一。

具体的设想如下： 中国显然不应该单独与印度作战，而要利用印巴两国的矛盾，与巴基斯坦一道夹击印度──鉴于巴基斯坦可能无力独立担负从印度的西北线向印度推进并大量歼灭印度军队的实力，中国可以与之联合作战，同时中国军队应该从其他方向向印度挺进，必要时可以穿过缅甸进入印度。总之，应该以歼灭其有生力量，摧毁其战争潜力为根本目的，使之不得不在战后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恢复其战争机器。然而，它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我看是很难的。 首先，战争的失败必然引起其国内政局的动荡，打败仗时期的政府垮台是难免的，战争时期出现人心恐慌和经济动荡同样不可避免，而它当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消失。这样，印度无论谁以及哪个政党执政，短时期内其恢复原有的威望和控制力都是不可能的，假如出现一些邦的独立运动，它便难以镇压。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希望上，而应该采取行动促使各邦独立运动的发生。 首先中国军队需要占领印度的一些邦，软硬兼施，收买其上层人物和政党，并许以独立，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造成事实上的独立。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一方面大大地削弱了印度的国力，另一方面将会给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一些民族以强烈的鼓舞，独立运动的兴起不可避免，无论这种运动是否很快就会出现成效（凡独立的中国不仅予以承认，而且可以给予一定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但是它足以在印度制造长期的动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很多主要民族不仅居住集中而且人口巨大，一旦出现独立运动，印度中央政府便不具备镇压的能力。

特别重要的是，一旦其各主要民族开始独立，便一发不可收拾，印度中央政权最终也只能剩下以印度斯坦人为主体的国家和疆域，而这样一个国家未来是不会再成为中国巨大的威胁的。至于各邦在分裂后的领土争端，自然会持续不断，这种争端将会加强其各民族之间的裂痕，使其再度统一的可能性变得很小。 当然了，肢解印度到底把印度分裂成多少块，并不重要，只要这个国家变成十几个，这个靠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连接在一起的缺乏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便失去了强大的基础，便不再会有什么力量将会严重威胁中国的西南安全了──至于受到谴责和制裁什么的，使不用过多考虑的，因为一旦分裂成为既定事实，中国即便彻底不管，西方人也难以再把它们统一起来──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加入到一个统一体中的事情非常罕见，甚至即便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分裂后的统一基本上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的那种古老的冲动使得取得政权的统治集团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至于民族大义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很少有统治者真正关心过──于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便只有暴力──台湾问题便是如此。

这一次印巴冲突，其实也算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但是既然巴基斯坦不想打，印度也不想打（正如我所预料的，当发现巴基斯坦政府开始认真镇压其国内穆斯林极端武装力量之后，一直力不从心的印
度政府便开始满意于自己借刀杀人计划的"初步"实现了，战争的阴云正在散去），中国的机会并不大。但是假如中国政府这一次公然站在巴基斯坦的一边，并许以直接的军事承诺的话，有恃无恐的双方便很可能走向战争。至于中国政府参战的理由，无非是制造点边境冲突，然后夸大冲突的规模和责任而已。尽管这样的战争并不能让中国得到什么，但是足以让印度花一些时间恢复元气。

打败印度并不一定引起其分裂，因为毕竟其国内各民族已经多少习惯了在统一的印度的生活，也认同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因此，中国必须在印度制造局部的分裂，分裂才会成为一种印度社会的广泛运动，它才会必然地被他们自己肢解。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制订肢解印度的计划，然后再去寻找和创造机会，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之前，战争的意义不大。但是，这样的计划应该尽快地付诸实施，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印度各民族也许就越发习惯于认同印度这个统一的国家，就越不希望分裂。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可以尽快解除西线的威胁，放手解决东线的问题，加快成为超级大国的进程。当然了，也无须操之过急，因为一个真正的统一稳固的多民族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如果不信，看看中国的民族分裂分子、看看分裂了的苏联就知道了。但是，看与等待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做才能获得保障。其实从自发演进的角度上，随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其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分裂分子通常是上层以及知识分子算是一个说明），因此它存在着自发地走向分裂的可能──很可能某一天印度某些民族的分裂分子会主动寻求中国的支持，我们届时当然不能一付尊重印度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愚蠢相，而应该大力支持他们。

Tiger

老兄，难得你还关心国际局势

剑客

最初由Tiger发表
老兄，难得你还关心国际局势

看你说的,从国际到国内,那次开会我没强调过,下面的人都拿美金来砸我,哭着喊着求我别说了

剑客

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


17世纪以来，世界地图急剧变化。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步瓦解直至灭亡；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与此同时，美国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匪徒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让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他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而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
2．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3．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4．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四百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1644年满州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脚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1）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2）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3）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4）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大宪章》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3．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4．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WTO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1688年)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该帖由: 剑客修改，时间 2004-1-21 下午9:52

剑客

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市场化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实际生活。可以说，25年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预见到自己今天的生活状况。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扩大。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最穷的省份（贵州）的12.9倍。即使剔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2002年，最富裕的广东省的人均GDP也是贵州的4.8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介于0.16至0.18之间，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则介于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2001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3，比1978年提高了1倍。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数据估测，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与1978年相比大致翻了一番。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978年以来，尽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是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非常之低的贫困线来衡量，目前城乡绝对贫困人口的总量也在1亿人上下，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2.5亿人的规模。由此可见，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是21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经济机制、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和现实的人为因素造成了上述不平等格局。改革确立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一种"马太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中国大陆东临太平洋，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而对外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天然优势，这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时期仍然得到维持，它使得历史遗留的城乡不平等，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改革之初，政府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具有强烈"锦上添花"色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但是，在这些自然、经济和政策因素背后，更有力的影响因素是阶级力量对比格局和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原来的"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原来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上层，成为当今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两大新兴精英集团。政府需要经济成功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而经济成功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崛起。面对阶级结构的巨变，政府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抛弃大众、与精英结盟。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稳定的统治策略。通过掠夺弱者、满足强者，政府获得了精英的支持。这种寡头政治的必然结果，就是极端的不公正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贫困，当然还有来自大众的日益激烈的反抗。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仅有经济增长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改革与稳定，而且如果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高速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在这是一个需要巨变的时刻。

剑客

看到这个题目，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所谓妥协，不就是有条件的投降吗？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先别急着下结论，还是来听我讲一个故事，然后再来判断"妥协"这个词也不迟。
　　
　　 该从哪里说起呢？你一定知道什么是"鼎"吧？就是那个大大的肚皮、靠三条腿支撑的东东，中国古人经常用"鼎"来形容天下江山，比如"问鼎中原"什么的。不知道你是否仔细想过，凡是能够站着不倒的鼎，肯定三条腿一样长，如果有那条腿短那么一截，不用问，非摔个七晕八素不可。
　　
　　 三权分立制度也是这样，立法、司法、行政，每个拥有权力的机构都是鼎的一条腿，只有当这三者的权力相等时，民主制度才能被支撑起来，这是个很粗浅的道理，人人都能理解，可是，真到具体设计这"三条腿"的长度时，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
　　
　　 我想，当美国的缔造者们制订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时，大概没有咨询过中国造鼎专家的意见，因为以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大师们，在设计美国三个权力机构时，虽说几乎每个环节都仔细思量过了，但却偏偏忘记了三条腿是要一样长的。美国宪法赋予了国会立法权，政府执行权，法院审判权，听起来倒挺合理，可你想想看，如果掌握财权的国会和掌握兵权的政府，不把法院的判决当回事，那可怎么得了？一没钱二没兵的司法机构，又凭什么强制其他两个机构听它的命令呢？
　　
　　 别以为这是杞人忧天，事实上，美国历史上还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行政机构拒不承认司法机构的判决，结果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宪法危机，差点就把民主制度给摧毁了。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美国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安然保全民主制度呢？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法官的委任状说起——
　　
　　 1801年3月3日晚上，当华盛顿的居民都已经舒舒服服进入梦乡时，美国国务院的前任国务卿、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却正忙得晕头转向、四脚朝天，在他的桌子上，摆着厚厚的一摞文件，都是在今天早些时候国会刚刚批准的、要在上面签字的法官委任状，而且，必须赶在午夜前送达。
　　
　　 这些委任状干嘛那么着急送出去呢？这里面有很深的背景。你要知道，虽说美国之父、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曾经竭力阻止美国政界的党派斗争，但事与愿违，在他刚一离任，以汉米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杰弗逊（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个家伙，很讽刺吧？）为首的共和党（其实是今天的民主党）就形成了，并且几乎是必然的，两派一建立就打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起初，联邦党人占据上风，约翰·亚当斯当选为第二任美国总统，并让好友兼政治伙伴约翰·马歇尔担任国务卿，可好运没多久，共和党人就时来运转，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托马斯·杰弗逊成为第三任总统，这下亚当斯可笑不出来了，联邦党输得一败涂地，在政府和国会两个机构的阵地都被共和党夺走，惟有由总统直接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还算暂时没丢掉，可等杰弗逊一正式上任，这块地盘也难保，于是，亚当斯急急忙忙把马歇尔扔到大法官的位置上，又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联邦党人还能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同时任命42位联邦党人法官，这也是为了与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争夺阵地而向美国政界输入的最后一批力量。
　　
　　 了解了事件的背景，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天晚上究竟出了什么状况。当马歇尔签完最后一张委任状时，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可算把这该死的任务完成了，于是他把送达委任状的苦差事交给在场的小弟詹姆斯·马歇尔，舒舒服服回家睡觉去了。大概他以为，詹姆斯·马歇尔也是这批被任命的法官之一，自己的事情还不用心去办，还能给办砸了？可没想到，这个小马歇尔还真就给办砸了。
　　
　　 事情是这样，由于时间太急迫，再加上本身不够"敬业"，詹姆斯·马歇尔这小子仅仅送出去了25份委任状就跑去睡觉了，还有17份被遗忘在了大马歇尔的办公室里，这下可出大事了，你可以想象，本来共和党对联邦党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就窝了一肚子火，可因为马歇尔这手阴招并不违法，也实在拿他无可奈何，没想到由于小马歇尔忙中出错，结果给了共和党人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杰弗逊一听说这事，顿时喜上眉梢，他马上给联邦党人摆了一道，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此人也非等闲人物，他就是未来的美国第5任总统）把这堆还没送达的委任状丢到垃圾桶里，拒不承认那帮"山头法官"，又利用新一届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强迫最高法院关闭了14个月，以防止联邦党人的反击。
　　
　　 这么一折腾全乱套了，不过，最倒霉的还不是联邦党或马歇尔，而是那17个"就任未遂"的法官，其中有个叫威廉·马伯利的，大概觉得自己这顶乌纱帽丢得实在太冤枉，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于是找到担任过美国第二届政府的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做为自己的律师，根据美国《司法法》第13条（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合众国公职人员发布职务执行令状），与其他三位"同病相怜"的法官一齐起诉联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麦迪逊听到这一消息，倒也不敢怠慢，立刻让现任司法部长莱维·林肯作自己的律师，给他来个"门当户对"。
　　
　　 说起莱维·林肯，这家伙的官架可着实大得很，他根本没把这案子当回事，也实在不把最高法院和马歇尔放在眼里，他连最高法院都懒得去，只是托人给马歇尔送了一封辩护状，语气还特别嚣张：既然没送达，取消任命就不犯法，这不过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已，马歇尔你管得着吗？
　　
　　 马歇尔一接到林肯的辩护状，不由得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最高法院权威性，说白了，当行政机构或是立法机构拒绝执行判决时，最高法院根本就没任何强制执行的手段。其实，这也是今天很多准备建立或正在建立法制的国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你要知道，法院的判决，如果背后没有政府强制措施的保障，基本上就是毫无效力的废纸一张，这在民事、刑事案件中还不明显，但在行政诉讼（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民告官"）中问题就来了，你判政府输了官司，可具体执行判决的还是政府，这实际上就等于让政府惩罚自己，也许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案子中，政府还可能通过牺牲个把羔羊以竖立起"公正"的牌子，但在类似马伯利诉麦迪逊这种通天的案件中，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绝不可能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力，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扯到令人头疼的党派斗争呢。
　　
　　 马歇尔很清楚，他遇到了一个两难的悖论，不接这案子吧，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和党人抢走法官的位置，更要命的是，以后谁还会把最高法院放在眼里？如果最高法院失去了对立法、执法机构的制约，那这个只有两条腿的鼎还怎么能站立的起来？但接这个案子也同样棘手，事情明摆着，麦迪逊损害了马伯利的合法权利，可要是他判了，对方不执行那就更惨了，他一定会被人耻笑，而且，最高法院恐怕再也抬不起头来。
　　
　　 可怜的马歇尔，他该怎么办呢？
　　
　　
　　 狡猾的马歇尔决意打赢这场看起来几乎不可能胜利的官司，首先，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威廉·马伯利的合法权利被联邦政府侵犯了，因为不管怎么说，3月3日那个晚上，联邦政府的的确确签署了马伯利的委任状，在那一刻，马伯利已经成为了联邦政府的法官，这一事实不会因委任状是否送达而改变，这实际上把莱维·林肯的辩护状给驳回了，随后，马歇尔又宣布，由于马伯利的合法权利被侵犯，因此法律必须为他提供司法救济，这也很合乎逻辑，当事人受到损害当然有权获得赔偿，但最关键的在后面，联邦政府违法，最高法院又有什么办法强制执行呢？
　　
　　 马歇尔非常明白，最高法院不能和联邦政府直接发生冲突，因为他没有任何手段保证判决的执行，因此，他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矛盾，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你不是说根据《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吗？那好，我直接把这条法律给取消不就行了？在判决书中，马歇尔援引宪法第三条的规定，宣布《司法法》第13条违背了宪法的立法精神，非法扩大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无效，这就是说，马伯利你的权利的确被侵犯了，也应该得到赔偿，可这事不归我管，你得从低级法院一步步告上来。马歇尔这手可实在有点不够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了，威廉·马伯利和其他三位原告都是联邦党人，他们都是前任总统亚当斯向美国政界输入的"革命力量"，马歇尔把皮球又踢给原告，简直等于把他们给出卖了，不过，由于马歇尔避免了与和联邦政府的冲突，又限制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而麦迪逊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个判决并没有直接损害到共和党人的利益，就算是想找马歇尔的麻烦也要有个借口才行呀。
　　
　　 可是，马歇尔判决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因为宣布违宪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最高法院拥有宪法最终解释权，这极大限制了立法、行政两个机构的权力，也就是说，今后任何法律想要执行，除了国会和总统之外，还要过最高法院这一关，而且，最高法院是最终裁决，一锤定音，谁都得服从，这等于最高法院自己赋予了自己无上的"司法审查权"。事实上，正是马歇尔的一纸判决调整了美国政治的权力结构，把处于劣势地位的司法机构提高到与立法、行政机构平衡的地位，从而使美国政治这个"鼎"的三条腿变成一样长短，不至于倾斜或摔倒。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歇尔如何巧妙地化解了难题，而是共和党人竟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承认了马歇尔设计的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你想想看，当初联邦党人为了与共和党人争权夺利，居然阴险到一夜间就任命了42个自己人当法官，这口气换谁也咽不下去，可是，杰弗逊、麦迪逊们虽然心里恨得要死，但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却一点也没有斗争到底的念头，更没有"打倒一切反动派"这种极端的思想，马歇尔判决一出，他们就老老实实缴械投降了，默默地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明显对己不利的原则，把巨大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联邦党人把持的最高法院，这实在是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以杰弗逊、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在政治上属于强势的一方，不仅掌握了政府的权力，而且在国会里也占多数席位，手里有兵权和财权，与马歇尔轻飘飘的一纸判决相比，简直就像巨人与侏儒，更重要的是，宪法对于"司法审查权"并没有明文规定，他们有什么必要非得遵守弱势一方的判决呢？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回答。当我们深入研究美国宪法的制订基础及时代背景时，就会发现，共和党人的选择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200多年前，当美国人终于赶跑了残暴的英国统治者，自己当家作主之后，所做思考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美国，让国人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什么的，而仅仅是想如何才能保证民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非常担心类似英国人的暴政再度在这片土地上肆虐，宁愿在"国家强盛"与"个人自由"之间选择后者，因此，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根本就不想成立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是由各州组成一个叫做"联邦议会"的松散联盟应付了事，这个机构虽然在名义上拥有中央政府的职能，可实际上却一无财权二无兵权，三无总统四无内阁，压根就是个空架子，任何决议都要13个州中的9个州投票赞成才能执行，而各州又总自行其是，可以发行货币、制订税收和拥有自己的军队，联邦议会对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完全是一盘散沙。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1787年，以华盛顿为首的建国者们实在看不下去这种乌七八糟、乱作一团的局面，才提出建立一个中央政府，而且，他们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窃取权力，搞个人独裁，而仅仅是不希望独立战争的成果化为乌有。即便如此，美国人在建立中央政府的过程中，依然是小心翼翼，时刻警惕，生怕英国人的幽魂飘荡回来，为了设计一个分散、平衡的权力结构，美国人又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辩论，各州议会吵吵闹闹，拖拖拉拉，直到1789年才勉强通过全部宪法，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华盛顿被选举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这时离独立战争胜利已经过去6年了。
　　
　　 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认识，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深深烙印在了美国人身上，从而影响了共和党人的选择。杰弗逊、麦迪逊们的思想与美国缔造者们一脉相承（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合众国的缔造者），在他们看来，马歇尔的判决并不是什么党派或权力斗争的体现，而是代表了美国人共同的信念，即设计一个分散、平衡的权力结构来保证民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活，为了实现这个信念而向对手妥协，一点也不难接受。
　　
　　 故事讲完，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妥协"一词的内涵了。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妥协"常常含有贬义，有"退让"、"软弱"、"屈辱"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汉奸"、"卖国贼"不相上下。虽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楚汉和约、双十协定之类的例子，但那都是在形势压力之下的违心之举，颇有点"暂时让你一步，日后再来算帐"的味道，在敌弱我强的情况下，武力从来都是第一选择，鲜有主动选择妥协的局面（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反例），更没有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思想。于是乎，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总是充满了杀戮，腥风血雨，争夺权力的双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来个两败俱伤，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使得好不容易积累的社会财富在无休止的内乱中消耗殆尽，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规律。
　　
　　 但美国人对"妥协"的认识却远不是那么极端，他们觉得，有时候妥协并不意味着退让，更谈不上屈辱，恰恰相反，与对手妥协并非全然是件坏事，甚至可以说，妥协的力量要远比暴力强大得多，而且，妥协这个词儿，也并不一定含有贬义，它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理性"和"宽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政界虽然不乏争权夺利、相互拆台的情况出现，那些政客也经常会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吵得一塌糊涂，但最后却总是归于妥协，这绝非偶然，在妥协的背后，往往蕴涵着对共同达成的社会契约的尊重精神，制订出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努力去遵守和维护它，把一切问题"法律化"，恰恰是美国政治稳定的关键。

weiwei

以上各位大侠真是让小弟佩服!

剑客

茫茫神州大地，也只有骏景一块干净地了


[吐舌][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