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长沙曾经淹没了我

鸣戈

长沙曾经淹没了我
                                                                                                                      苏小和  
        苏小和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1968年出生于常德市临澧县。苏小和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

        关于长沙，其实我不能说出一些什么。            
        大概10年之前，我在长沙谋生。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白天，我在一种官本位的思维定势下奔波，几乎每分每秒都在揣摩领导们的意志 ，都在努力搭建某种能够有具体效用的官家关系，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把自己的趣味放在一边，幻想着有朝一日官第及身，车马轻裘，光宗耀 祖。晚上，我要在酒席、麻将桌、洗脚房和卡拉OK之间游荡，要呼朋引伴，要大声说话，要醉意深深，直到身体极度疲倦，夜色深沉。              
       可叹我体质单薄，且不喜烟酒，这样的生活，时间长了，几乎成了负担。我想说的是，多年以前我在长沙的日子，事实上处在一种无阶层、无附依 的状态。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官僚利益链，一方面是依靠官僚利益建立起来的单向度消费社会，一个城市的生态由此简化成非常清晰的二元结构，有背景的关系 社会，无背景的底层社会。我既无官家背景，又似乎不属于底层市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的，长沙一直以来似乎都是一个熟人社会，有背景，有靠山，有 关系，有圈子，似乎就可以横行这座城市。我很少听到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在这座城市里靠着市场的力量和个人的努力实现了人生转折的动人故事，似乎所有 的人都在寻找关系，寻找靠山，所有的人都以有官场资源为荣，即使没有这种资源，有些人也振振有辞地向他人吹嘘，自己有如何了不得的背景，又是如何能够 做到上下通吃，左右逢源。我当然也是这样的人之一，有一年的春节，我甚至提着两瓶在我看来非常名贵的酒去拜见一位高贵的领导，当我把门敲开，说明我的 来意，女主人却说我敲错了门。无奈之下，只好找隔壁的人打听，出来一个和善的长者，他说孩子你没有敲错，你要找的领导，就是刚才你敲过的地方。那一时 刻，我觉得我残留的自尊心空前高涨，我认定我永远学不会拉关系走后门的秘诀，惟一的可能，是逃离这座城市，我只能这么想，也许别的地方能够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对别处也是一无所知。            
        当我如此陈述我热爱的长沙，我承认自己有些偏执。中国之大，城市密布，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生活逻辑。可是我爱着岳麓山上水汽弥漫的树林， 爱着沿江风光带依依呀呀的桨声。我还在天心阁古旧的汉字之间模拟过我一个人的诗意，也在二马路教堂的尖顶看见过神的美意。我想我是属于长沙的，长沙也 是属于我的。我对这座城市怀有一种地理意义的集体无意识，我愿意赞美你，正如我愿意批评你。            
        那么10多年之后，在我走过许多地方之后，我又能够说一些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长沙可能一直缺乏一个具体的民间社会，这座古旧的城市一直只有官员意志，以及基于官员意志的民众附会心态。也就是说，长沙一 直是一座官气很重的城市，是一种整体意识非常严密的城市，一座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城市，而市场的建设，个人主义的建设退居边缘地带。这种城市的美学风格 ，看上去令人眼热，似乎湖南人总是那么精明，有野心，善于在人群里振臂一呼，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处，握住一个国家的关键词。恰好，近代史以降，各路湖南 籍大人物次第登场，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走向，如此，几乎所有的外省人都认为湖湘文化是大文化，长沙是一座领导之城。记得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后，我在北 京的一个知识分子聚会上，竟然听到有人高呼，历史再一次落在了长沙人的肩上。  
       但问题在于，当一种地域文化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展开，那些看上去小的个体叙事就会被遮蔽。市场被遮蔽，权利被遮蔽，选择被遮蔽，交换也被遮 蔽。单向度的社会结构导致市场分工的过于简单，而市场分工的不充分，又导致思想不能被激活。这正是长沙作为一个中部城市最大的软肋。一直以来，人们都 不能理解，为什么长沙的经济体在国内并不出色，人口流动过慢，产业分工不明，对整个湖南的经济拉动力疲软，整个城市卡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转型的某个 关口，前后不适应，左右不舒服。答案当然是众说纷纭，最简明的答案，是长沙的地理位置不具有枢纽意义，这导致经济的流动性苍白，后来人们又意识到，也 许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重要，枷锁一直放在长沙的内心中，是我们的思想没有释放，是我们与世界没有构成一个真正开放的关系。不能说这样的分析无道理。但 我却宁愿把问题的症结放在市场的分工和社会阶层的构成上。政府太大，官气太重，资源都在官场，导致市场资本一直是死的资本，而不是活的资本。各类市场 没有展开发育，竞争不够，自由选择的空间狭小，最后构成今天的官场社会与消费社会这两个简单的二元结构。              
       可是长沙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城市啊，这里养育了李泽厚这样的美学和思想史大家，养育了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大家，还养育了杨小凯这样的经济 学大家。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想风景已经说尽了长沙的发展方法论，可惜，一直到今天为止，我美丽的长沙，你并没有认识并吸收这些人的价值。相对于长沙 的地理精神，这些才华横溢的名字，甚至只是几个被长沙流放的孩子。长沙又是一个多么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啊！即使身居内地，即使市场发育不足，但长沙还是 出现了远大、三一重工这种产权清晰，核心技术指向明确，品牌突出，市场边界辽阔的大好私人企业。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按照一般的市场分工理论，广东珠三 角得益于香港经济的分工拉动力，浙江和苏南得益于上海经济分工的拉动力，大量的沿海城市得益于全球市场分工的拉动力，惟有远大和三一重工，在地理意义 上，几乎无法享受到分工带来的产业迂回分布效应。某种意义上，湖南民营企业在全国版图上能有一席之地，远大和三一重工，几乎是一种平地起高楼。              
       这正是长沙的隐形魅力。我是如此希望这个城市的思想力，能够形成一种开放的惯性，希望这座城市的经济，靠企业来推动，而不是靠政府官员来 推动，希望这座城市的文化人，能独立行走在寻常巷陌之中。长沙是真正能出大思想家的城市，长沙是真正能出大企业家的城市，同样，长沙也是能真正出大文 人的城市。多年之前我在这座城市谋生的时候，偶尔会到博物馆的后楼，去看望彭燕郊先生。那时先生年事高迈，眼神锐利，他和我说起他的词语，他的诗歌， 他的《混沌初开》，那时我就坚信，彭先生的诗歌，一定比马王堆里陈列的汉帛要坚持得更加长久。              
       由此，我要深深地祝福长沙，这座属于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