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儿童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

枫叶之儒

　　自从心理学家系统研究人类行为以来，情绪调节就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近十几年来，随着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深入和心理教育研究的兴起，情绪调节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并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里仅对国外儿童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作一简要介绍。

　　1 研究现状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1 情绪调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情绪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涵义的界定方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适应性界定方式，即强调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原情绪和行为反应。例如cole、Miehel和Teti等认为，情绪调节是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情绪（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延缓反应的能力。再如，Thomposon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活动过程，它要求人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非呆板）、应变性（非固定不变）和适度性（非唤醒过度或唤醒不足），以使人们能以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境。

　　第二类可称之为功效性界定方式，即突出情绪调节旨在服务个人目的。例如Masters(1991）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与之相应，Campos（1989）和Smith（1993）等的许多研究也发现，人们调节自身情绪反应的内外过程，尤其是它的强度和久暂性特征，与实现或达到个人目的有关。采用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强调，情绪调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或被动地适应社会情境要求的活动，而且也是一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人们是否进行情绪调节以及如何调节，是对社会情境的主观意义及自身应付能力的认知的函数。

　　第三类可称之为特征性界定方式，即从情绪调节的某一特征或特性着手，对之加以界定。例如，Dodge(1989)从其操作过程着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激发一种活动以调节（减弱、增强或改变）另一种活动的过程。Cicchetti、Ackerman和Izard（1995）强调情绪调节的动力特性，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从一个或多个方面（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适应特定情境。Salovey和Mayer（1990）从情绪调节在人的智能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并将之视为Gardner的社会智能结构中的一个亚成分。

　　当然，这三种界定方式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认识情绪调节的本质。

　　1.2 情绪调节与主观体验一是情绪调节对主观体验的依赖性。许多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的选择和效能，依赖于儿童所体验到的特定情绪。例如，Worlden和Smith的一项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绪而异。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儿童认为，对于愤怒和羞愧，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对于悲伤，寻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对于创伤感，远离创伤源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等等。[1] 二是情绪调节对认知评价的依赖性，许多研究者认为，既然主观情绪体验的产生受自身认知评价的引导，那么有效调节自身情绪体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涉及如何认识或评价相应的情绪刺缴。还有许多研究者认为，许多需要调节的情绪体验本身，都存在着认知方面的问题，例如，极度忧郁或焦虑的产生，往往是儿童认为所期盼的结果无法实现或相反的结果必将产生，而自己对之又无能为力的结果。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改变认知或学会合理认知，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法之一。[1]

　　1．3 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关于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之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情绪调节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生理唤醒。许多研究表明，情绪调节与高强度生理唤醒相关联。

　　首先从情绪调节的产生来看，情绪调节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其中许多活动产生于意识水平之上，即个体必须知道自己所要调节的到底是什么。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取决于个体是否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或体验到强烈的情绪。换句话说，当个体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时，他才可能产生情绪调节的意识与活动。其次从情绪调节的结果来看，有效情绪调节的一个通常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有机体处于低唤醒状态。亦即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情绪调节可以看作是一个使有机体从激动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体内平衡过程。

　　二是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与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发现，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与生理变化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测量那些通常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瞳孔变化和皮肤电阻等，研究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多数集中在心率上。其中许多研究表明，心脏的基本活动方式标志着有机体抑制体内平衡以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潜能，以及自我调节以恢复体内平衡的潜能；面对新奇刺激时，那些心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儿童更容易产生害羞、恐惧的反应；在一个啼哭的婴儿面前，学龄前儿童的心率变化与其安慰行为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

枫叶之儒

1．4情绪调节与早期社会化这方面的情绪调节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一是父母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有许多研究发现，父母或看护人对儿童情绪行为的反应，以及父母之间或看护人之间的情绪相互作用（如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的情绪及情绪调节有重要影响。还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那些在同伴中情绪表现较积极的儿童，其父母的情绪表现也较积极。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父母能经常以适应孩子情绪社会化实践的方式，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作出反应，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以及调节策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是早期社会化对情绪调节发展的性别差异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关于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表达方式，男孩和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获得不同的信息，特别是在表达愤怒等消极情绪方面。例如，Malstesta和Haviland(1982）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作出严厉反应，对男婴则较少作出同样反应。Saarni（1992）在一项研究中，给儿童讲了一个引发消极情绪的故事，并让儿童提出最好的应付策略，结果发现男孩更多地选择愤怒反应，该研究对其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似乎男孩觉得他们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Barrett（1998）等的研究也证实，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明显地受父母社会化的影响；对女孩的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之一。

　　1．5情绪调节与社交情境经大多数论述情绪调节的文章都强调，情绪调节发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其操作既与情境要求及个体对这些要求的认知评价有关，又与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社交关系的类型特性有关。例如，Lempers等（1992）通过对冲突行为的研究发现，11至17岁的儿童报告，朋友之间较少发生冲突，似乎朋友之间情绪调节较好。然而，另有许多研究发现，在封闭的社交情境中（儿童对与谁交往、交往多长时间毫无选择），朋友之间的冲突比非朋友之间的冲突更剧烈、更持久。此外，大量的日常观察研究也发现，人们最容易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发火，相反对外人常表现出有所调节的情绪行为。这与人们认知上的控制判断有关，因为人们总认为对自己的亲人发火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与之相应，情绪凋节的选择似乎也取决于情绪指向者是不是个权威人物。Underwood，Coie and Herbsman（1992)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对权威人物表现出愤怒；而对非权威人物，人们的情绪调节就可能具有更多的自由度。

　　另外，Braurgart和Stifter（1991）的研究发现，那些母婴依附关系较差的婴儿，在遭受痛苦体验时，比母婴依附关系较好的婴儿更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方式（如吸吮手指）；而且，这类婴儿在与母亲小别重逢时，虽然心里有欣喜感，但是较少迎向母亲，而往往是木无表情地摆弄玩具。这也说明情绪调节的方式策略的选择与使用依不同社情境及其人际关系特性而异。

　　1．6情绪调节的发展趋势现有研究表明，在个体生活的早期，情绪调节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的趋势：

　　一是儿童情绪调节的方式随自身运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例如．Tronick(1989）和Rothbart（1991）等的研究发现，婴儿生活中最早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吸吮手指之类的身体自慰行为；2至3个月的婴儿能够采用控制视觉注意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当婴儿能够爬行或者路时．则多采用接近或回避的方式调节情绪。另外，Mangelsdorf、Shapiro和Marzolf（1995）对婴儿在陌生人情境下的情绪调节行为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身体运动不灵活的婴儿（6个月）多转移视线，而身体运动较灵活的婴儿（12个月）则采取行为躲避。

　　二是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随其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展。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与他们对刺激源的社会认知，以及对自己和他人情绪反映的理解或推测能力有关。还有许多研究发现，对于疼痛是刺激的反应、年幼的婴儿主要是痛苦，而许多19个月的婴儿则表现为愤怒；这种差异的基础是对疼痛源的社会认知水平的不同。另外，Vinden的研究发现，年幼的儿童难以准确理解他人的悲痛、不幸，以致不能恰当地调节自己对之的情绪反应（他们在看到他人承受消极情绪时，自己却体验到了积极情绪。

　　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更多地利用认知策略、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调节目己的情绪。例如，在导致愤怒的情境中，2至3岁的儿童倾向于以避开该情境来调节目己的愤怒体验，而4至5岁的儿童则趋向于通过担负更多的社交责任和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来应付该情境，也就是说，年龄较大的儿童致力于通过一种指向他人的建设性方式来调节情绪，并有一个解决社交问题的目标。同样，Fabes等和Parkinson等的研究也证实，与年幼儿童相比较，年长的儿童更趋向于用有利于达到目标而不破坏人际关系的方式，应付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冲突。这些都说明，情绪调节与社会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发展密切相连。

枫叶之儒

2 存在问题与研究方向

　　回顾以往的情绪调节研究，情绪心理学家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或缺陷。并认为今后的情绪调节研究将以解决这些问题为重点课题。

　　2．1 情绪调节的标准调节，意味着按照某种标准行为或与某种规则相符合。但是，情绪调节的标准或规则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呢？以及谁来决定情绪调节的标准及其适用性？这似乎谁都知，然而谁又都说不清楚，好象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然而落实到具体情境中，又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情绪调节的努力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因此，能适应一种情境的情绪调节方法、不一定能适应另一情境；同样，在一种情境中受到推崇的情绪调节方式，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会导致消极后果，例如，那些"从事心理治疗"的人，赞成人们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愤怒情绪，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不管如何诚实地表达愤怒、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消极后果。再如，不管儿童表达愤怒的方式是否恰当，他们常常会因为对大人发怒而遭受惩罚。

　　其二，情绪调节能否有效，取决于个体的自我功效感，即是否能有效应付情境的主观感受。因此，情绪调节的好坏又存在某种个人标准，其可能与基于普遍希望的外部标准不相一致。例如，对付挑衅，那些攻击能力较强的儿童认为制服对方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其他儿童则因为惧怕攻击的消极后果而将之视为不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其三，情绪调节本身也有个适度的问题。任何情绪调节方式或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不足或过度）都会产生适应不良或失调的问题，比如．就内疚而言，缺乏调节会引起忧郁，调节过度又可能导致偏执行为。

　　2.2 情绪调节的研究内容以往关于情绪调节及其发展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消极情绪领域，因为许多研究者发现，人们认为的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大都是在特定消极情绪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似乎情绪调节主要与消极情绪体验相联系，或是以积极情绪取取代消极情绪，现在，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Park（1994）指出，在积极情绪状态中，人们需要进行情绪调节，否则会导致社会交往问题。例如，如果有个学生为他取得班级第一而公开表现其自豪感的话，会使他失去许多朋友。而且，parke认为，在对情绪调节及其发展的研究上，研究积极情绪的调节，可能会更有收获。

　　2.3 研究方法在研究情绪调节的过程中，情绪心理学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自我报告法，即让儿童报告他们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问卷法，由父母和老师根据问卷反映和评价儿童情绪调节的能力；观察法，在自然情境中观察儿童的情绪调节行为；实验法，在实验室中诱发某种情绪，进而测量儿童的情绪调节反应。

　　在深入了解个体的请绪调节活动的过程中，这些方法也暴露出－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就自我报告法而言，研究者发现，儿童所说的与他们在现实中所做的有较大差异，即他们所报告的情绪调节水平比实际的情况要好；那些在学校经常寻衅闹事的儿童，在报告中说自己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控制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再如，问卷法也会因家长和老师的固有偏见而产生类似的问题；家长可能更想展现孩子积极的方面，老师则可能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更积极的描绘。同样，观察法和实验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尽人意之处。

　　由于情绪及其调节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很难讲哪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有效。情绪心理学家认为，在今后在研究中，一方面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各种研究方法之所得结果之间的关系，以便对情绪调节有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