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戈随笔：故乡不是过去式

鸣戈

鸣戈随笔：故乡不是过去式
                          ——写给某刊《诗人与故乡》专栏



    人，是不是一株可以四处移栽的植物；诗人，是不是一种可以四处移情的人，这，算不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呢；如果这都不能算一个问题，那么，“诗人与故乡”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从迁移人事档案的时间算，我是1992年9月正式离开的故乡长沙，那一年，我33岁；至于我是从何年何月开始有意识写作尤其是写诗的，这已经很难计算。
    如果以投出第一篇稿作为依据来界定一个人文学之路的起点，那我不会忘记，那一年是1974；如果以加入一个组织作为依据来界定一个人的作家或诗人身份，那我也还能想得起，那一年是1985。
    1985年，我加入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同年，我入读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编剧专业。
    1974年，我把一篇题为《修路》的小小说稿寄给的是湖南的《红领巾》杂志，那时候，投稿只需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寄往全国各地的正规刊物都是免费的。所以，寄这篇稿子，当时我应当是以一种顽童的心态所作出的好奇之举。然而问题来了，不久，我居然接到了有关这篇稿子的回信，然而，作为一封公函，内容却并非铅印的退稿或用稿事宜，而是一封署了编辑大名、书写大气、漂亮，约我去出版社面谈改稿的信。
    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位姓郑的编辑老师，当时就是湖南省一位资深的儿童文学大编辑。
    那是一个冬天，14岁的我，坐到了一位约莫40多岁的编辑面前。那情形，就是一个小学生坐在了老师办公桌前面，当时他说过些什么话，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他的相貌、体态和认真的状态，我现在隐约还能想得起来。虽然稿子最终并没如期修改刊出，然而，我从此便发誓不能辜负了这位前辈的厚望。
    郑先生，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职业编辑。我后来在长沙的街头见过他一次，他正肩负着他的孙子在看耍猴。这个情节，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
    我见过的第一位职业或者说专业诗人，是我的老师：于沙。
    我有规律地向于沙先生学写诗时，我十六七岁，于沙先生五十来岁。
    于沙先生据说现在常住在北京他女儿家，前几年过年时，我带家人去看过他，他谈兴依然，且当场题赠了墨宝，至今我还收藏在书柜。
    我的故乡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直有着很强的文化和新闻传播力，说她写她的人很多,对此，我暂时没有什么前提要说更多的话。但是，要完成“诗人与故乡”这样一个命题，我同样还是遇到了一个需要稍作斟酌的前提，那就是：我与这个城市的种种纠葛，与我曾经或者现在是不是一个诗人有关吗。
    与郑先生匆匆一面之后的若干年，我告别故乡，成为了一名职业编辑。
    在没有规律地向于沙先生学习写诗之后的好几年里，我成为过一名职业词人。
    应当还是在20来岁上下，我以本名“曾鸣”在这里那里发表作品时，名字前或作品后，也常会被编者注明“青年诗人”的字样，然而，我早已经并不青年；而现在，我更是既非职业编辑也非职业词人，我凭什么“诗人与故乡”呢？
    如果“诗人”这个称谓对我而言是个过去式，那么“故乡”是不是呢。
    从词义上看，“故乡”当指一个人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这其中，既包含了过去和现在两重意思。其实，随着当下中国交通、通讯的爆炸式发展，我现在坐在广州的餐桌上，说我的故乡在长沙，都简直有点感到底气不足了——二个小时的陆地交通距离，一年中基本上能回去五六次的地方，还算得上故乡吗！
   在我的意念中，所谓故乡，就应当是指那个远隔千山万水、赶回家一趟，也起码应当是在路途中留宿一夜以上的地方。而我的故乡如今距离我的居留地，只剩下了一顿饭的工夫。时间如此急速地拉近了空间，这就几乎足以消解了一个人的心理距离，一个无须去作任何努力就能跨越的地方，我还值得去耆谈什么“故乡”吗。
    现在，故乡于我，其实最为真实和生动的意义，就在于那些故人了。
    而事实是，几乎每次回故乡，都会遇到、谈到或联系上一二位多年不见的故人。这不是巧遇，而是必然，原因就是，那里是我出生和成为过诗人的地方。
    2010年9月7日中午，就在我把这篇稿子从12时10分写到12时50分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继续写下去的方向，这是一个由陌生电话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后，一个男中音直接来了句：曾鸣，你还记得我吗！你肯定是忘记我了吧！哈哈，你肯定忘记我了！
    每每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哪里还敢说半个忘字，只是照例哈哈哈，你在哪呀？
    他说：我在长沙呵，这么多年不见了，你小子肯定忘记我了，你说，你是不是忘记我了？
    听得出，这个人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一方面是用了些心思费了些周折，另一方面，这也许算得上是今天一件令他十分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得意地追问我：是否还记得他。
    他的语音中略带几分常德丝弦的韵脚，年纪应当比我大一些，符合这些条件的故人，我有好几个。
    哪知，他居然是这个人。
    这个人，与诗无关，这个人，与文学无关；这个人，是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省京剧团从演员改行当木工（业内叫舞台装置工）时的师傅。
    这个人当过兵，这个人当过舞美队队长，这个人打扑克牌总是输，故我们戏称他为“输记”。注意，叫他“书记”的时候，一定要用他的桃源语调，把“书”字尽量拖长、拉高，然后在几乎没有了气息的时候，把“记”字短促有力地吐出来，否则，他不会认为是在叫他，原因是他并非真的书记。
    这个人见人总是在慈善地笑，这个人从不与人争高下，这个人生有一儿一女，这个人对己很节省对人很大方，这个人到我家吃过饭，这个人家里的饭桌随时向你开放，这个人很会做菜，这个人喜欢喝几口酒，这个人为人不太讲原则，这个人办事得过且过，这个人知道我终不是个当木工的料，这个人对我有过不少特别关照。
    这个人，叫周益初。
    老周问我在哪里，老周问我混得如何，老周问我老婆在哪里，老周问我孩子有多大，老周问我孩子在哪里，老周问我父母还好吗，老周问得最多的是我还记不记得他，老周说那些年我们风里来雨里往到处去演出，老周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吃一起住还是很有感情的。老周说他今年六十七了杨年松（另一个师傅）也已经六十四，老周说他现在住在长沙火车站后面还能喝几口酒，老周说二十多年不见了见一次少一次哈，老周说你中秋节回来要打电话聚一下。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不记得谁也不能不记得你老周哈。
    老周不是郑先生更不是于沙先生，老周对于成就我这样一个“过去式”的诗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但是，老周与我共享过的做人的快意与随意，这却并不是诗歌可以取代的。
   接完老周的电话后，我就放弃了原本希望在本文中表达的思想方向和行文风格，我想，我接下来要写什么和回答什么问题也都并不重要了，因为我大概明白了，不论如今我还算不算一个诗人，我相信，故乡之于我，不但不会因为年岁的增加，而加速使我作为湖南人的身份成为“过去式”，她简直就越来越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正在进行时”，况且，因为那些陈酿着的故人和故事，使得故乡，也已经成为了牵引着我不断行走着的一个前方。
                                                          2010年9月7日

鸣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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