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关天茶舍』中国社会的公正与效率

bigbull

这只是一个作业题。
　　写完觉得，我写的还是太幼稚，抬不专业，班门弄斧的想法都不敢有。
　　但是写完这篇文字，真正感受到了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不易，真正要向他们致敬。因为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真地的感谢他们的精神，感谢他们的毅力。
　　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早一日好起来！早一日强大起来！早一日和谐起来！
　　
　　一、 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
　　公正与效率，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
　　从学术的角度说，马克思的阶级社会进化学说，可以概括出两大矛盾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因子：一是阶级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追求公正；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追求效率。在过去相对简单的社会进化过程中，前后社会阶段的跨越无疑是公正和效率的同时体现，每一次都促进人类社会极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
　　然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公正和效率此消彼长，不可能同时大幅度实现。公正与效率仿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矛盾，然而不可分割，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螺旋前进。如何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人类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没有效率，或者公正缺失，一个社会的发展前进只能是个泡影。
　　公正与效率的意义，不仅仅只涉及到它能否同时为全体社会成员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寻求到发展和进步，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普遍价值的一部分。
　　
　　二、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分析公正与效率
　　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状况，不具备产生追求效率的内生动力；同时也缺乏较为持久稳定的公正。因而，频繁的朝代的更新，都只不过是不公正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定人群从追求公正开始，使得矛盾集中爆发的产物。因此中国社会，有的只是朝代的反复更新，却鲜有社会整体大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主要就是靠人力的精耕细作，除此之外别无投入。然而人力的作用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提高效率的关键因素—技术，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极度匮乏，因此，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主要靠规模的扩张来取得财富。也就是说，农业社会的自身，决定了它所追求的是数量的扩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古人足迹的迁徙历程和版图扩张，都可以作证。
　　商鞅变法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一个起点。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①废除了井田制，打破过去土地上的界限，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②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争中军功越大，授予的爵位越高，赐给的土地和房子也越多。旧贵族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特权。③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由此可以看出，商鞅的变法是经济制度的创新，也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它消除了旧贵族的特权，确立了对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在当时的条件下，及体现了相对的公正，又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在这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把商鞅变法作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分水岭，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求。
　　然而这之后，却没有一件这样的社会推进器似的事件发生。王安石变法，即使他的主观愿望是希望解决旧有矛盾，克服封建社会的发展瓶颈，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运作的效率，然而结果却沦为权力场上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原因在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无比强大，并且在对待外来的破坏力方面有着巨大惊人的合力。
　　中国农业的社会中，农民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但是由于农民的组织天然的分散性，农民的也是社会最底层的弱者。而这种弱势地位，使得农民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难以在萌芽时期就形成抵抗的力量，而是中国成为阶段性的荷载不公正的大容器，直到不堪重负的时候爆裂。
　　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大多是追求公正的结果，所谓的公正，不过是"分田地，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一些原始的、简单的、平均主义的主张。秦末的陈胜、吴广， 汉末的张角，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末的洪秀全等等，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但是却无不拉开了改朝换代的导火索。中国的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里循环往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同中国的工农革命相结合之后，对于公正的追求，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但继承了农民革命的要求，而且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巴贝夫、傅立业在文学作品中的幻想。因此，不但有土地革命，而且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还有追求极端速度和效率的大跃进。
　　 从每一个具体的时期和具体的王朝来看，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公正的偶然和效率的缺失。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所以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几千年的封建中国，是个以儒家思想位统治思想的社会，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三纲五常，威权统治的观念浸染中国几千年。到今天，它已经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这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基于社会基本结构或社会制度的正义具有决定意义，它包括两个方面：
　　1） 社会各种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的争议问题。正是在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王朝的内部时期，资源、利益和财富的分配的不公正积累到无以复加，才使得改朝换代成为必然，正如上面的分析；
　　2） 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的正义问题。如果说分配的正义可谓"实体正义"，那么社会争端和冲突的正义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然而即使连这样的形式正义，我们的历史都无法实现。从秦朝焚书坑儒，到岳飞被杀，袁崇焕案，杨乃武案，清朝"清风案"，乃至刘少奇案，更遑论五六十年代以十万计的先无缘无故被判为"右派"，又无缘无故"平反"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等等等等。无不是权力倾轧、政治斗争和利益争夺的牺牲品。所以即使是形式正义和诉讼正义，无法寻找到在中国生存的土壤。以开明著称的邓小平曾经在十五大前后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公正不受政治需要的制约，就很值得人怀疑了。
　　三、 当代中国的公正与效率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二十几年的飞速发展，表象看起来是效率的极大提高成就的，然而这只是表象。毋宁说是通过对社会公正的吞噬取得的。或者说，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
　　说到效率的提高，我们似乎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经济增长的速度，城市面貌改天换地的变化，在全球贸易地位的提高，国家实力的增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民营经济的突飞猛进……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忽略的现象是，生活环境的急剧恶化，农业的不堪重负，农村的凋敝，几千万失地的农民，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几千万失业下岗的工人，腐败问题严重，犯罪猖獗等等。我们的惯性思维是，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开放已经过渡，改革依然不足的今天，我们向前一步，都步履维艰。
　　一切的辉煌，都是牺牲公正换来的成就，所付出的是我们几乎承受不起的代价—道德、良知、信用、公正、社会秩序的丧失。
　　太多太多的个案，我们不能说改革开放就是一部人民的血泪史，但是沿着年代的进程，不难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现象：
　　80年代，双轨制的存在，造成一大批一夜暴富的人。高干子弟的参与，官商的勾结，几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结果是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以及一场政治风暴；
　　90年代，房地产兴起，圈地运动。国家垄断的土体划拨和有偿转让同时存在，导致权力寻租现象猖獗，腐败泛滥。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房地产价格高启，社会财富向权力部门和少数行业大量聚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负担加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某些不公正已经不再是偶发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已经形成阶层性、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权力部门中，已经不再有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代表，是新世纪之前已经形成的事实；而新的种种规章条例的颁布，目的是维护部分特定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质疑也不绝于耳，教育、医疗、能源、住房，甚至公安、司法，似乎都成了内部人通过产业化操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国有资产部门化造成行业之间分配的巨大悬殊也成为公开的秘密……侵害社会公正现象的大量发生，合法化、制度化的发生，已经让人们的神经麻木，甚至已经打乱了人们关于公正和良知的认识。
　　改革缘起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的实施和推广。无疑，这是一种农民积极性被压抑了二十几年后的制度创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但是农业、农村的改革与工业、城市的改革是绝对不同的。农业的生产资料基本是土地，是个没有积累，简单的，可以随时开始投入和产出的生产资料；然而工业发展的一切，包括厂房、设备、材料、产品，在计划经济年代却是极为复杂的财富沉淀，说它复杂，是应为它是全国人民的血汗的积累。新中国建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实现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然后国家剥削工业，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积累。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有数十万亿之巨。所以，城市和工业的改革，如果解决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城市，而是全国。工业资产改革中的不公正，必然导致的是对全国几代人劳动果实的侵犯。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国家，绝不仅仅是靠计算这个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判断的。这个国家的工业人口的比例，也是决定性的指标之一。很显然，中国远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从很大程度上说，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或者更科学地说，是一个二元结构严重对峙的国家。
　　如果说，工业资产，或者说国有资产的改革，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溶解，是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现在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对于农民工的剥削，则是新时期新出现的赤裸裸的不公正：收入过低，被拖欠工资，劳动条件差、待遇差、劳动时间长，歧视，等等，一系列的不公正现象。可能正在对这个社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正是对农民青春、健康、劳力和子女教育的剥夺，换来了城市的繁花似锦，富丽堂皇。而农村景象凋敝，土地撂荒，剩下的是老弱病残。这是用对农村的不公正待遇来换取城市发展的效率的直接说明。
　　城市犯罪，被认为是流动人口增加的产物。调查显示流动犯罪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然而，犯罪说到底，并不完全是道德和良知的堕落，也不完全是经济生活的逼迫，更大程度上是对这个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报复和仇恨的宣泄。
　　几千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土地开发已经饱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下，要社会天然的维持公正，无异于痴人说梦。由于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人口存在，使得农民天然的处于劣势，处于公正被剥夺的地位，而没有有效调节的社会，是最善于用这种不公正来取得畸形的发展。
　　理性的，或者说以分析工具来衡量，我们的不公正程度又有多大呢？基尼系数是世界通用的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于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作的一次严格PPs抽样人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同年，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这组数字表明，在短短的10多年间，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这种变化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该中心的专家指出，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中，还常用五等分的测量方法。按照这种方法，1994年我国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即意味着，20％富豪阶层的收入已超过60％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总和8这种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现在基尼系数已经回到了解放前的水平，社科院的报告则认为从城乡差别中国现在列世界第一。
　　综合来看，我们曾经大力提倡过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错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错的。这些口号的错误，不在于它们提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而是在于很容易并且事实上把发展和稳定作为了一种幌子，一种不但要破坏社会公正，而且还为这种破坏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人们不但要接受社会公正被破坏的现实，而且还要承认这种破坏是正确的。
　　如果财富分配的公正，教育的公正，司法的公正等在这样的口号下，已经被践踏的不复存在，社会必然会被严重的扭曲。
　　能体现效率的究竟是哪些方面？改革开放，中央放权，国家再没有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各省区市各自为政，我们年复一年的低水平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却不管仓库里已经大量严重积压，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到1990年7月，积累到逾3000亿元；我们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每个项目动辄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然而在用过一次之后，被教育单位，科研院所缩进仓库，束之高阁；我们的银行，积累数以千亿记的呆账坏账，被剥离，又产生，又剥离，金融黑洞，深不见底。其实所谓效率，不过是收益与成本投入的比率而已。在中国这样一个不计投入和收益的国家里，我们又凭什么希望它能够注重效率？
　　四、 公正与效率问题的解决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实在缺乏公正与效率生长的土壤。无论承认与否，我们现代社会的公正与效率，与什么主义的社会制度关系轻微，但是却与几千年的历史一脉相承。
　　历朝历代的中国，都是简单分为官与民的二元社会，只见没有任何介质，没有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没有民间组织。当代的中国，要建立一个能够相互制约，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机制，何其不易！我们仍处在千年历史的惯性发展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现在提出创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是为了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种种不公正、不效率问题的正确途径，但是只有将这些美好的愿望落到实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如今公正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而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依然是关于公正和效率的问题。我不怀疑肖扬院长和党的良好初衷，但是两大主题的真正实现，却是很让人悲观的。经济领域的，社会领域的，司法领域的，依然无法摆脱政治需要的阴影。
　　一个社会要实现总体的"公平"，就必须使得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群体和各个阶层，都具有相等的对这个社会的规则的主张、修订、监督和纠正的权利和权力，而这就是民主的要义之一，也是必须而且只能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功能。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公平可言
　　公正是不能靠施舍得到的，要靠有利益的各方努力争取和平衡，无论强弱，每一个人都应当由他们自己的声音，或者他们的表达渠道，由他们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
　　关于公正和效率的问题的解决，我总认为答案并不乐观。然而中国的事情，虽然复杂，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有一条主线，仿佛春蚕的茧，找到一个开头，就解决了主要的问题。这个开始，或许就是政治体制改革。